[Repost] 台湾问题

楼主:鄙视抢沙发的

其实于我的本意本来是想直接告诉大家台湾迟早会回归的,然后绕过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太敏感,说多了上面不高兴,台湾“人民”不开心,板油们也会扔砖。不过已经讲到这份上了,不讲讲也说不过去,就大概说一下好了。
我曾经说过如果算起来,西Z有可能算是最后纳入中国的土地。其实台湾纳入中国的时间也很靠后。让我们先大略了解一下台湾开发的历史。
台湾本来的原住民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山族,也就是国际上所说的“南岛民族”。简单说就是居住在南太平洋那些小岛上的原始民族,从人种的角度来说不属于东亚民族。
尽管台湾距离大陆的距离并不算遥远,但由于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陆权国家,对海外的土地一直不感兴趣,因此除了少数民间移民外,一直到明朝末年都没有大规模移民台湾。史书最早关于台湾的记载是孙权派了一万士兵上去探路,结果发现没什么油水,抓了几千原住民回去交差了事(据说因为投入与产出严重不符,领兵的将军还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真正台湾受到重视是到了明朝末年,我们知道明朝初年,郑和曾七下西洋,现在关于永乐皇帝为什么要派郑和出海争论很多。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因此而发现海权的重要性,郑和事件只是作为一个意外事件被历史湮没了,官方重又下达了禁海令。
但沿海的居民已经尝到了海外贸易的好处,所以并不愿意回去种地或只在海边打打渔。于是走私与反走私成了明朝中后期的一大项重要活动。由于当时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所以出于维护共同的利益,这些明朝的“赖昌星”很自然的和日本人结合在了一起,携手武装反对阻档他们财路的大明政权。这也就是正史所说的“倭寇”,可以让爱国青年们聊以自慰是,在明代“倭寇”的头基本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大都是做马仔的。
这场战争最终以明朝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海上走私活动有所减少,只是由于丰臣秀吉在朝鲜被明朝打怕了,而对日本人下达了禁令。既然日本人已经基本不参与这种武装走私行为了,也就不好再把“倭寇”的帽子扣在这些强悍的水手身上了。
至于明朝与“倭寇”们的战斗究竟应该如何定性,现在史学界有不同的声音,不过这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我们所要注意的是正是这场走私与反走私的战争凸显了台湾的战略地位,开启了大陆对台湾的第一波开发热潮。
在日本人还在参与走私行为的时候,日本南部的沿海地区是不错的基地。但在日本人退出以后,中国方面的“海商”们需要另外再找寻一个根据地了。(最后一次有史记载的“倭寇”事件时间是1624年)
1606年做为新一代的“海商”代言人——郑芝龙出生了,我们无从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事“走私”这份有前途的职业的,我们只知道他最初的老大也是把基地设在日本的。不过在他18岁那年,也就是1624年,出于我前面所说过的原因,他将根据地搬到了台湾。那时候他已经自己做了老大了。由于郑芝龙入行的时候“倭寇”这个名词已经不流行了,因此他很幸运的没有被贴上“倭寇”标签,而是被称做“海商”或“海盗”。不要小瞧了这种分别,前者事关民族大节,后者说不定会被当作反抗阶级压迫的英雄(虽然从实际行为上两者并没有区别)
不过年轻时候的日本之旅也并非没有在郑芝龙同志身上留下一点纪念。最起码他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这个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足以影响世界历史的重要人物——郑成功。母亲的国籍并不能影响郑成功做为华夏民族英雄的的形象。在父系社会母亲的血统并不重要,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日籍的妻子并不会去试图影响丈夫和孩子的价值观(在抗日战争时,有很多嫁给中国人的日籍妻子都将自己视为中国人)
在郑芝龙到达台湾的同一年,荷兰人也到达了台湾。其实作为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人已经1601年就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并象葡萄牙人那样在中国沿海获得一块根据地了。他们开始选中的目标是离大陆更近的澎湖列岛,不过大明水师在与“倭寇”的战斗中已经成长了起来,荷兰人的几次试探都已失败而告终。
不过大明水师也仅满足于将荷兰人赶离澎湖,双方最终达成合解(1624年)。荷兰人不再侵扰澎湖,而大明朝廷也放任其将基地设在台湾。对于明朝来说,那块地方还太遥远了,何况当时陆地上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郑芝龙当时还只是海盗,所以对于荷兰人并无对抗的实力。所以便带着所有家当回到了大陆继续做他的老本行。不过在大陆做这种犯法的营生毕竟不比在海外,总是要担心被官兵操底。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也来做官兵。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自从《水浒》诞生后,它就一直被山大王们做为教育用书而收藏着。山上的大王可以学,那海上的大王当然也可以用。所谓小尼姑的头,“和尚摸得,阿Q也摸得”。
好在官府最近被北边的事忙得焦头烂额,也正好想“以盗制盗”,双方一拍即合,郑同志就摇身一变成了明朝的总兵官(1628)。穿上了官衣总得做出点成绩吧。于是昔日的兄弟们纷纷成了郑芝龙的手下败将,识相的也共同做了官军。
官府收郑芝龙除了对付海盗,更主要的还要防荷兰人。这也正合郑芝龙的意,有了官府做后盾腰杆子自然硬了不少,1633年郑芝龙于福建沿海金门海战击溃荷军舰队。不过商人就是商人,如何利益最大化才是他们最关心的。最终郑同志和荷兰人达成合解,共同开发台湾,也共同垄断对日贸易。
海盗出身的郑芝龙其实并不信任政府,如何在海外经营一块自己的根据地才是他最关心的。于是大陆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台湾移民开始了,在最初的几年便达到了数万之众。而当时荷兰人在台湾只有几千人。
随后的历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基本的脉络是郑成功退守台湾,赶走了荷兰人,开始了第二拔的大规模移民。1683年施琅收伏台湾,又开始陆陆续续向台湾移民,到1811年移民人数总计180余万。到了1853年太平天国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战乱,大陆地区又掀起了一波移动高潮。及至190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台湾转而开始接收日本移民。1945年国军接收台湾将日本势力清除出去,并随后开始了最后一波的移民高潮。
从这段历史大家可以看出,大陆对台湾的大规模移民起至17世纪30年代,止于1949年,期间大约310年左右。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目前台湾人都是“外省人”,只不过是时间先后问题。但这么长的时间足以造成对大陆地区的心理认同的深浅度,这一点稍后讲到。
从图上可以看出,台湾的整个地形是一片叶子形,但由于中间大部分地区为山地地形,所以适合耕种的土地集中在西海岸,北细南宽,整体呈香蕉形。东海岸也有很窄的一条平原地带,但面积过小,不适合大规模居住。
因此,无论是荷兰人,还是郑氏家族最初的开发地点都集中在南部。也就是集中在现在的台南一带,最北到嘉义。这一带的地理名称叫“嘉南平原”。如果说台湾归清以前的移民开发了台南地区,那么清朝继续向北拓荒,开始了台中地区的开发,这一时期的移动多其中于台中地区。
清中期台湾继续向北开发,政治中心也逐渐向台北地区转移。1875年沈葆桢建台北府,统管台湾行政。可惜尚未得到充分开发,20年后台湾即被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仍以台北为行政中心,日本移民也多集中于此。到了1945年国军接收台湾后,新一波的大陆移民应该说遍布台湾,但在台北最为集中(一为行政中心,二有日本撤出后的空间)。
另外在这一时期,台东那一条狭窄的平原地区因为新移民的到来,而充实了人口。不过人受地理条件所限,人口数量不是很多。
因此从开发的顺序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最早的移民开发地点主要集中在台南地区(嘉南平原);而清早期的移民则在台中地区较多。及到清晚期及1945年以后的移民在台北地区和台东地区比重较大。
这样就造成一个现象,越往南地区对于中国(或说大陆)的认同度越低。移民时间越短,相对来说对大陆地区的记忆越清晰。
目前的台湾由于民进党当政时期强化了新老移民的区别,因此使得党派之争很大程度上成了划分与大陆关系远近的标尺。
附:2004年与2008年台湾地区地方领导人选举图
从这两张图上可以看出,相对与大陆亲缘关系更近的台北、台东地区为泛蓝的根据地;而嘉义以南的台南地区为泛绿根据地。而介于中间的台中地区则成了双方争夺的摇摆地区,偏向哪一方,哪一方就胜出。
这种地缘格局的形成从深层次理解是与移民开发的时间相对应的。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则是经济上的。
台湾南部之所以成为最早被开发的地区,是因为平原较大,适合农业生产。这也造成早期的移民中农业人口比例相对较高。
而后期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台北,1945年以后从大陆入台的人员约有120万,这样多的移发势必会挤占原有移民的生存空间。加上1945年以后台湾的政治与工商业主要掌握在新移民手上。原有的移民与新移民爆发矛盾也就在所难免。
总得来说移民开垦的重点是由南自北的,这也很好理解,在人口较少的时候,人们总是选择最容易的地方开发。在这里只是说一个大趋势,或说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方向。并不是说在郑芝龙开发之前就没有移民了,也不是说在初期开发台南的时候就没有人去台北了。
最初的移民还是延续中国传统的农业迁徙方式,即寻找最适合耕种的土地。但到了清朝末年,随着东方古典时代的即将结束。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的贸易扩张,港口变得比农田更加能够创造工作机会了。在南部,台南原有与大陆沟通的港口已经由于淤塞不堪大用。好在再往南一点分割“嘉南平原”与“屏东平原”的阿里山脉延伸至海洋,造就了一个天然良港——高雄港(良港后必有山,否则海岸线太过平滑,无法停泊大吨位船泊)。因此台南地区得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台湾北部,由于可耕种土地没有南部多,因此人口密度也没有南部高。但随着海运时代的到来,位于台湾岛顶端的基隆港被开发了出来(1886年)。而其身后的台北平原则在稍早的时间建立了台湾新的行政中心——台北市(1874当时称台北府)。也许当时清政府选择将行政中心建在盆地当中而未建在再靠西一点的平原上是出于多种原因(比如安全,土地的所有权)。但基隆港与台北的确形成的类似北京——天津的关系(即行政中心加港口)的确使得后期的移民向台北地区集中。这种政商合一的优势在目前仍在继续,台南的人口仍在不断的向台北地区集中。
上一张台湾的地形图。台湾中间为的山脉全称为“中央山脉”,从东到西又可细分为阿里山脉——玉山山脉——中央山脉。在西海岸又单独生成了一条“台东山脉”。平原地区主要分部在沿海地区,由于中央山脉是偏西生成的,所以平原主要集中在西部,特别是西南部。台中和台北地区都是以盆地为中心,盆地内外有小块平原。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早期的移民为什么先开发了南部的平原,人总是从容易的事情做起的。
台湾岛内的地缘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目前大台北地区约有800多万人,台南地区约有600万人,整个台湾地区约2200万人。人口向北集中化的趋势明显。如果从两岸统一的角度来看是件好事。因为移民时间的长短只是区分与大陆心理距离的一个指标,另一个更有现实意义的指标是与大陆经济的关联度。
我们知道同样是从与大陆长期处于分割姿态的香港就没有独立倾向,你并不能就此认为广东人比福建人更爱中国(香港大部分是从广东移民,台湾则从福建较多)。这是由于香港与大陆的地理距离太近,开发也较晚,使得大部分的香港人目前在内地仍有三代以内的亲属(1946年香港仅60万人口,1949年激增至186万。1959年超过300万,目前约700万);另一方面香港的面积较小,在很多方面必须依靠大陆的供给,无法象台湾那样可以形成自给自足的系统。这种地缘上的区别,造成了你会经常听到台独,而很少有人说港独。
既然台湾目前可以独立生存,在地缘上又可以不受大陆影响,那么是不是说台湾就一定会独立呢?结果当然不是这样的,一个地区能否独立并不只取决于自身的原因,还要看你与周边邻居的关系。让我们把视线再抬高点,从整个东亚(包括东南亚)的角度来审视一下台湾的地缘位置。
在陆权时代,象台湾这样的岛屿地区可以称得上是孤立地区。但在海权时代,一个处于重要战略位置的岛屿并不比建在山坡上的尼泊尔更有独立性。所谓“匹夫无罪,怀玉有罪”。
从这张〈台湾地缘位置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台湾正好处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分割点上。或者说是处在“东亚大陆中心地带”(中国)——“东亚外岛地区”(日本)——“东亚中心地带地缘利益区”(东南亚),三块地缘区的交汇处。
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台湾要想独善其身基本是不可能的。他必须与上述三个地区之一完成某种融合,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第一条路是北上与日本结为一体。事实上台湾已经被动的经历过这种状态了。问题不在于这种将外岛地区统一在一起的方案对台湾是否更有利,而是这一种方案目前已经没有了可能性。所以不必深加讨论;
第二种方案是和大陆地区结为一体。处在一个强势的“边缘地带国家”身边,这种结合看似是最为合理的选择。事实上这种选择也是必然的,问题不是出在地缘上,而是其他方面。从香港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地缘上的远近只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原因,经济上的联系更是重要的因素。既然不能接近双方地缘上的距离,那么加强双方在经济上的联系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其实先经济后政治的方案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由于双方在政治上的分岐,使得大陆在这方面更加的主动。
既然第一种方案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方案又是目前台湾所不能接受的。那么摆在台湾面前的就只有第三种方案了——成为东南亚的一部分。这也正是那些谋求台湾独立的人所想的。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为了减低台湾与大陆的经济瓜葛,阿扁曾经希望以引导台商投资东南亚的“南进政策”对抗大陆对台湾的经济诱惑(台独人士已经感觉到台湾正在丧失经济的独立性)。可惜他忘记了一件事,东南亚地区做为北京方面圈定的地缘利益区,东南亚地区并不愿意因此而影响与北京的关系,因而台商进军东南亚并不一定感受得到足够的热情。一边是主动引诱你来投资的,市场更大的大陆地区;另一边是态度模棱两可,政局复杂的东南亚地区。最终经济规律会做出相应的选择的。
在南进东南亚的政策受挫后,阿扁和他的朋友们也知道问题出在哪。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在实力上和中国对抗,自身市场又大到能够消化台湾剩余的产能,而且距离上也不能太过遥远的国家做为所依靠的对象。这样的国家有吗?从理论上来说有,它就是印度。
问题是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印度的实力能够和美国接近,如果台印之间的距离象台湾海峡那么窄,那么这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日本倒是符合这两点,不过他也正需要足够的市场来消化过剩的产能)。可惜这两点期望与现实背道而驰。但这已经是台湾摆脱大陆影响最后的机会了。所以2006年“台湾印度协会”正式成立。
不过这种违背经济规律舍近求远的方式并不能换来相应的政治回报。两岸的经济融合正在不可抗拒的进行中。你可以说这是国民党的选择,也可以说这是台湾人现实的选择。毕竟大家都只是想生活的更好一些。
分析完这些后,我可以总结一下关于两岸统一的观点了:
第一:基于地缘上的需要,两岸必须统一(这符合双方的利益,对大陆来说好处自不必说;对台湾来说做为“东亚核心圈”的一部分也要好过成为“地缘利益区”中的小弟一员);
第二:经济上的融合先于政治上的合解;
第三:以军事手段促成统一的机率很小;
第四:政治解决方案需要有新的思路。

第一、二点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重点在于第四点。至于第三点的原因我之前分析战争的成因中也提到了,目前这种硬突破的方式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而且你必须考虑岛上2000多万民众的人心向背。在可以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并不会真的考虑使用军事手段。
当然这并不代表北京方面不要保持足够的军事威慑力,正如我在分析中印、中美关系时所说的,战略方向的制定并不会妨碍军事方面的战术准备。
让我们从地缘的角度对有可能的攻击作一个战术分析。
台湾岛屿图
这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有海军力量从台湾的东侧发起攻击,以策应西面的进攻。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案意义不大,一则台湾的主要目标都在西海岸,二则东部的地形即使你能登陆也无法深入台湾腹地。如果仅是打几炮以震声威,那也范不着冒着风险绕过去。
所以可能的军事方案还是走当年郑成功、施琅的老路,即先收金、马,再占澎湖,最后以澎湖为跳板进行登陆战(以现在的战争速度,不排除澎湖与台湾同时攻击)。由于台北地区已经成为经济和政治中心了,所以攻击的路线应该是南北两路。另外与当年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次的攻击也许并不具有突然性,而是会事先封锁相关海域。一则看看其他国家的反应(主要是美国),二则是看看有没有和解的机会。
我只能从地缘角度分析出可能的攻击路线(其实也没什么新意),至于其他军事方面的细节,相信大家可以从“铁血”“中华网”上看到很多类似的方案。
最后想说的还是,我并不认为双方会真的打起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是需要一些政治技巧。
当一个区域对于另一个区域具有战略意义时,那双方就需要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有时是双方都有这种意愿,有时是单方面的想法,以实力强一方想法会多些)。结合的方式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另一种是合为一个国家。
结盟的方式有很多种,根据对双方的利益关系深浅紧密度也不同。如“英联邦”就是一种联盟,其中有15个国家和英国共同推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国家元首。这种方式为“共主邦联”,可以算是国与国之间联盟的最高层次了。
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一般被认为很难套用西方(也就是现代)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这就是一种“共主邦联”。比如明时期的朝鲜,如果放在现在是可以被视为具有加入联合国资格的国家,但他的名誉最高元首是中国的皇帝(朝鲜国君只能称王)。

基于台湾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以及法理上的可能性。中国与台湾之间需要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即使中国原意采用联盟中的最高层次“共主邦联”的形式“统一”台湾。我们也已经没有这方面的“精神领袖了”(理论上台湾如果用这种方式倒向日本,倒不存在这方面的障碍,不过现在已无可能了。60年前日本如果不战败倒真有可能采用这种方式吸收东南亚地区)
让我们先回头看一看当年郑氏归清时的政治博亦。当时郑氏提出的条件就是“比朝鲜例”,也就是我所说的“共主邦联”的形式。但被清朝断然拒绝了。事实上当时朝堂之上也有很多人是赞成这种方式的。不过施琅从四个方面分析认为清朝必须或说可以直接将台湾纳入国土。
一是从台湾的战略位置分析。如果不能置入中央直接管辖,换句话说如果中央帝国的军力仍不能入驻台湾的话,台湾始终还是会对东南沿海地区造成很大的威协(朝鲜在当时仍是一个陆地国家,中国与朝鲜之间的陆地关系我前面已经分系过了,已足以达成一种平衡);
二是当时中央政府有实力拿下台湾。主要是施琅有足够的把握;
三是台湾在经济上对大陆地区的依附性较强。当时国际贸易尚不发达,台湾的本土的产业链也未全部形成。所以在攻台之间清朝对沿海地区实行海禁,所有东南近海居民内迁50里,房屋弃毁,以此从经济上打击台湾。
四是台湾归附后依靠大陆的支援可以得到充分的开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会给中央政府造成负担。
最终的结果大家看到了,就是台湾最终被完全纳入了中国国土。目前大陆方面也是希望照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不过现在的情况和清初时比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让我们逐条对比一下。
第一条——战略地位。事实上现在台湾的战略地位比之清初更为重要。如果说那时拿台湾是为了东南沿海的安全,那现在就不仅是安全的问题了,还关系到中国的海外利益;
第二条——中央政府的实力。在军力方面客观的说目前两岸的差距还是明显的。只是比之清初的情况要再考虑到外部的因素,也就是其他大国的介入。这当然就是说美国了。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使用军力的时候,就必须在政治上确保美国实际上能处于中立态度;
第三条——经济上的依附性。这在79年以前无从谈起,台湾的独立思想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好于大陆,而且之前看不到能从大陆得到什么好处。这也很好理解,如果一个居于城市的中产之家被要求加入不那么富裕的大家族中,在他看不到能从这个大家族中得到什么好处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好在目前两岸的经济融合已经开始了30年,目前看来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我前面在分析台湾的人口时曾经说过,台湾南部的人口向北部集中是件好事。这是因为台湾的工商企业主要集中在北部,与大陆的经济往来较多;而南部农业人口相对较多,在与大陆的合作中看不到对自己的利益有何好处。其实这更多的是台湾内部的一种城乡矛盾了,但因为有大陆的介入,这很容易被上升的主权的高度。所以你才会看到北京方面对去用高价收购台南卖不出去的水果。战术效果如何是一方面,关键是意识。
第四条——台湾的自及性。这一点现在当然不是问题,现在大家的要求也不会这么低。事实上台湾方面更害怕大陆的势力损害台湾的经济利益。国民党进入台湾时就是因为这一点而造成族群矛盾的,这一点在当时很难避免。毕竟100多万人的骤然进入一定会挤占老移民的生存空间。何况当时台湾和大陆一样需要改革社会结构(比如台湾也搞了土改,当然方式要柔和的多),由于进入台湾的新移民在政治上的优势,本土居民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也是很正常的。
目前如果想要两岸实现和解,最起码要让台湾方面感受到这种和解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对于北京方面来说,那种当初对亚非拉兄弟的抽血援助政策当然也是不可取的,不仅不符合大陆的利益,更会被当成一种笑话。
好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市场的不断扩大。合着双赢也已经成为了双方的共识。在这个时候共同的文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通过以上几点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两岸实现统一的条件是具备的(或者说在逐步具备)。
目前有一个关键性问题与古典时期有很大不同,就是“人”的因素。在论坛上对领土问题喊打碱杀的人一般不会考虑“人”的因素,而这一点却正是目前国际上在处理领土问题上首要考虑的问题。
台湾比之中国其他的争议地区这一点更加严重。即就算你有本事让美国保持中立,用军事手段占领台湾,你也不得不考虑到岛上的人心向背问题。
既然军事手段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使用经济手段加速融合双方的利益,提升两岸的文化认同,最终在政治上寻求可行的方案就变得非常现实了。
既然军事手段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使用经济手段加速融合双方的利益,提升两岸的文化认同,最终在政治上寻求可行的方案就变得非常现实了。
我前面说过,郑氏归清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比朝鲜例”。不过以目前的情况即使台湾方面提出“比朝鲜例”,也不存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如果中国真的还有“皇帝”,我倒认为台湾真的会提这种方案)。那么基于两岸的战略关系,双方采用任何一种外部联盟的方式,都无法让双方关系正常化。所以最终的解决方法还是必须在“一国”的范围内解决。好在经过前30年的努力,北京方面已经从法理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国际法和国际认同的角度)
就国家的结构形式,目前国际上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单一制。即政出一门,一个国家采用单一的制度,只有一部《宪法》,各地区的自主权较少。中国自秦汉以来对于核心区的统治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所以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制”国家。
另一种就是联邦制。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是一种联盟关系,有统一的联邦宪法。联邦政府行使国家主权,有一是对外交往的主体。而各个联邦成员可以有自己的《宪法》,管理自己的事务。换句话说对内事务,每一个邦(共和国)都是基本独立的。对外事务,主要是外交权、军事权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
可以说不管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都只是一种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质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之间对权利的分配问题。这个权利主要包括经济权和政治权。政治权又包括对内的管理权和外交权。
中国在解决港澳台问题上,用单一制是行不同的,但基于大陆方面与港澳台的实力对比,用联邦制也是北京方面所不能接受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政治的智慧了。邓小平为解决香港的问题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制度。很显然是成功的,随后又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了澳们的问题。之所以采用这种创新的方法,就是因为考虑到我前面所说的“人”的问题,否则用武力能够解决的话,邓公早就可以亲眼看到两地的回归了。
可以说最终要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要走“一国两制”的路。这并不是什么新方案。台湾方面并非没有可能接受这个方案,双方的差异在于对“一国”和“两制”的理解上。
我首先要解释一下“一国两制”和“联邦制”的差别。事实上这两者在政治层面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即联邦制中的各政治体是处在平等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解决香港问题上用的是联邦制,那么大陆和香港就会被列为两个独立的政治体,被写入宪法。而最终在这两个政治体的上部最起码需要在形式上加上一个更高级别的机构。这一种做法显然是北京方面所无法接受的,而且从技术上考虑难度也太大。
最终的结果是香港享受了联邦制国家中政治体所应享有的政治及经济权力。而原有的中央政府在形式上保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与香港政府是上下级,而不是联邦中的平级关系)。由于香港所处的地缘位置及大陆对香港地区经济上的重要性。这种解决方案应该称的上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我在昨天发的那张——政体——国家——民族——文化的层次图就朋友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也来说说我的本意。
应该说有朋友的理解是很接近我的原意的,即一个国家的扩张是需要有不同的层次的。最外层是认同共同的文化,如东亚的日本、韩国,就是我们需要提升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主体为儒家文化);第二层是民族,主要是海外的华人,需要用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来凝聚他们。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也许这一目标应该包括新加坡,不过对他们首先要做到的是文化认同感;第三个层面就是国家的认同感。即需要认同文化、民族、国家,但可以有不同的政体。代表就是香港、澳门。第四个层面就是需要要政体上也得到统一。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情况了。
可以说目前北京方面是希望将台湾定位为第三层面,即共同的国家认同。但由于双方的认知不同。即在台湾方面看来,北京方面所要求的“国家认同”等同于“政体认同”。换句话说就是对一个中国的理解不同。由于长期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认知的产生是很正常的。
说穿了就是台湾目前实行的是所谓“民主”制度,并不认同大陆的“中央集权”制度。而目前国际社会所认同的和大陆方面所要求的“国号”在很大程度是“中央集权”的代名词。这在台湾普通民众中造成很大的不安全感。
这并无意讨论这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但可以举个例子说明 。就像目前中小学的教育方式,有半军事化的寄宿学校,也有象美国那样开放式的教学。这两种教学方式应该说各有优缺点,最起码未成年人的教育上,这两种方法是并存的。但如果你要求一个习惯了开放式教育的小孩去接受寄宿式的管理,他一时肯定接受不了。虽然寄宿式学校也许能尝到更多的知识。
台湾目前的恐惧也在于此,虽然有香港的例子证明可以在统一的国家内,保持自己的自由度。但这并不能打消它的疑虑。
有朋友提出改国号,也许是一种方式吧。但真正要让台湾放心的是在法律上给予足够的保证,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中国二千年来的集权政治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让这种改动并不是那么容易。这造成形式上的改变可能比法律上的变动更加的艰难。形式上的改动也许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台湾民众的那种政治上被矮化的心理,但你还必须考虑大陆人民的感受。也许这在西方人看来不可理解,如果按照英格兰人将国名叫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思路处理,事情会变得简单的多。不过这毕竟是在东方,坦白说做为中国人的一员,如果出现这种国名也很难接受。
既然改国名这种方案并不那么容易。那么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如何从台湾民众心理上消除现有国名上的政治烙印。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好在中国目前正朝着开放的道路前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名所能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也在增强。这一点不仅对于台湾重要,对于海外的华人也同在重要。
我并不能预测这需要多久时间,也许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事情的解决的时机也许是在实际利益和面子中间达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既台湾方面觉得与大陆方面的合作所得到的好处,能够抵消在护照上加印上一排字所带来的陌生感的时候)。而大陆方面所需要做的就是将两岸的经济关系捆的越来越紧,紧到一旦终止这种关系,台湾方面便会陷入社会混乱的程度。
经济手段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吸引台湾的目光投向大陆。通过经济的交流促进文化的交流。
在这当中必须谈化双方的政治属性。最起码在前三十年,北京方面还寄希望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可以同化全世界(所以才会有输出革命一说)。后来结果如何自不必多言。
如何在精神层面上统一全球华人是摆在本土政治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再用之前的意识形态显然是不行了。那就必须从华人的内在属性中做文章。最终的结果切入点有两点,一点是“祖先崇拜”;另一点是“儒家文化”。这两点可以说是华夏族身上最清晰的烙印。我之前所说的 政体——国家——民族——文化 四个层面。目前各方在认同中都有一定误区。比如台湾的独派人士模糊了“政体——国家”的概念,为了与之对抗甚至开始否定民族与文化的共通性。(比如阿扁在台上时,热衷于将老台湾人论证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并希望提高闽南话的地位,以达到和大陆方面彻底切割的目的)。
造成这种状况,大陆在前30年的以意识形态为纲的路线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既人为的将政体和国家概念混为了一谈,即你如果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就必须认同自己同意**主义。
目前北京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危害。因此在极力营造另一种模式,希望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等同起来。我就需要北京方面做出足够的努力,将现有的国名与意识形态在所有华人的头脑中进行切割。
这种努力目前正在进行中,相信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主义”之争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寻根之旅,建立孔子学院,开展国学研究等等行为,强化大大陆方面在民族文化方面的权威性。
由于两岸之前对于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造成台湾方面在传统文化的保留上反而做的更好。因此无论是从技术还是政治层面上,大陆方面并不介意双方共同做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示人。这种做法也有助于台湾谈化那种被矮化,不受重视的心理。
台湾目前形成的“孤岛心态”是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最起码在很多台湾人看来,台湾本土的利益从来未被重视过。有的只是做为不同的外来政权手中的筹码。因此才会在获得话语权后,出现强烈的“民族情绪”反弹。对于这种情绪需要抱以理解,并给予正视。这也就是所谓的“攻心”。
目前大陆在传统文化的交流上能够做到平等交流,甚至虚心求教(比如对马英九的“识正书简”的积极回应)。这一点无论是从恢复传统文化还是从消除台湾民众的“孤岛心态”方面来说,都有莫大的好处。如果双方不再以政治原因强行介入这种交流,假以时日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的。
目前北京方面已经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方向。这比之邓公当年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时MS没有实质变化,但其实已经有了很大调整了。邓公当年提出这一构想时,仍然是将国家的政治属性摆在前头的,即开篇即强调中国的**主义属性,强调台湾实行**主义,是做为下属的级地方单位的特例而存在的。
两种制度究竟是哪两种制度现在其实已经并不是重点了。不过也可以做一个探讨。首先大陆方面不干涉台湾的内政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了(至于台湾的领导人需不需要大陆方面形式上的授权是一个面子上的问题)。
另外就是外交权,首先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肯定要由大陆方面做为代表,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形象。比之香港,台湾方面在外交方面需要获得一定的权利。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在每个大使馆内设立单独的机构以代表台湾与外界交流;另外就是允许台湾在相关国家设立如“美在台协会”性质的利益代表处。这两种方案一方面是为了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缓解台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需要。香港方面也有类似的驻外机构,台湾方面在内容上会有所扩展,但军事交流是要除外的。
第三就是军事权了。这一点邓公当年已经提出大陆方面可以不在台湾驻军。台湾方面可以保留军队,前提是不对大陆构成威协,也就是改为自卫队性质。如果两岸最终能够和解,这一点对台湾也有利,可以节省大笔国防开销(对于大陆方面如果能够在台湾东海岸获得一个海军基地当然会更好)。
所以目前的重点不在于双方在制度上的协商。对于大陆方面的重点在于需要将台湾列入“共同国防圈”,以消除战略性的威协,有可能的话还需要将台湾做为前出太平洋的基地(待到两岸和解后,台湾方面看到这样做的好处后,是可以接受的。目前倒不急于要求他答应。不添乱就行)
而台湾方面的重点是希望获得与大陆地区同等的政治地位。“一国”的概念如何界定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台湾希望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这些都需要在相关法律上做出调整,尤其是宪法。
问题的根结是在于北京方面希望建立一种上下级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台湾的足够权利;而台湾方面出于长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并不认为这种关系能够带来足够的安全保障。因此双方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达成足够的和解。如果最终能够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方案。或说能够让台湾泛蓝阵营能够接受的‘一个中国’的政治方案,那么就能够拥有台湾一半以上的民意支持。这块肉也就做得可以吃了,剩下的也就是前面有朋友所说的吃进去再消化的部分了。
台湾问题只能点到这了。顺便说下西Z和新J的问题。如果说北京方面是希望台湾接受国家认同,而允许它不接受政体认同。那么达L和热比Y则是希望北京方面能够认同西Z和新J也能够获得这样的政治地位。
有一个误会必须澄清一下。达L和热比Y这两个所谓的精神领袖最起码并不敢在口头上要求独立。否则那些国外政府也决不敢与之接触。他们表面所要求的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要求政体独立。如果这是台湾方面提出的,北京方面早就答应了。问题是现在北京方面并不感觉自己消化不了这两个地方,因此双方并不会开展实质性的谈判。
如果说北京方面对于消化已经“民主化”了的台湾还有疑虑的话,那么对于已经吃进来50多年的新J西Z两地还是有足够的政治信心的。
一个中国不仅要泛蓝能接受,泛绿也必须接受。后面才能谈所谓消化的问题。不然,立刻就要消化不良。
让泛蓝接受是最起码的要求。相对来说泛蓝阵营的整体素质较高,也更理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更有钱,与大陆的经济交往更多。光脚的不穿鞋的,你所拥有的越多,顾虑的也就越多)。泛绿中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很现实的,只不过出于岛内的政治斗争需要,而要扮演强硬的角色罢了。所以与其说是争取泛蓝阵营,不如说是谈一个条件,让台湾的现实主义者能够接受。
中印陆地上的谈判并不是用来交换海上利益的。中国愿意积极促进边境谈判是因为海上的利益越来越多,印度对中国在海上的地缘优势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已经达成了一种战略均势。既然如此再拖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而且两国关系迟迟不正常化对双方都是损失。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好,尤其是对两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
至于印度会不会在海上给中国添乱,我的观点是如果不是中印之间直接爆发冲突是不会发生的。毕竟陆地上的优势仍在中国一方。
德国参与伊朗核问题主要是做为欧洲的代表(欧洲的主要国家为英、法德)。从地缘的角度,伊朗处在欧洲(欧亚大陆西边缘地区)与俄国(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两个地区的地缘利益区交界处。所以伊朗的安全问题,欧洲必须关注,俄国也不会放手(俄国一直在谋求向南渗透,阿富汗战争就是典型表现)。
本来从地缘的角度印度也有机会将伊朗纳入自己的地缘利益区,但巴基斯坦的存在阻断了印度向中西亚地区的渗入,再加上起步较晚,实力使然,因此只能将地缘利益区向南部非洲扩展。
这些关系我在新世界岛论中已经解释过了。在那部分我将中国的地缘利益区划在东南亚地区,这是针对中国领土中的〈欧亚大陆西边缘地区〉而言的。其实中国的西部有大块地方处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也就是说中国的〈地缘利益区〉理论上也可以向西拓展。目前那块地方目前太复杂,以中国现在的实力还不宜强力介入,待到将东南亚经营好了再转向。不过有机会发声还是不会放过的,对中亚五国是这样,对伊朗也是如此。
至于日本没参与,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挨不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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