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Trump Would Win

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36394-noam-chomsky-on-the-breakdown-of-american-society-and-a-world-in-transition

Sharp Contrast Going Unnoticed 

It is rather striking to observe that the policies that the rich and powerful adopt for themselves are the precise opposite of those they dictate to the weak and poor. Thus, when Indonesia has a deep financial crisis,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via the IMF) are to pay off the debt (to the West),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us slow the economy, to privatize (so that Western corporations can buy up their assets), and the rest of the neoliberal dogma. For ourselves, the policies are to forget about debt, to reduce interest rates to zero, to nationalize (but not to use the word) and to pour public funds into the pockets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so on. It is also striking that the dramatic contrast passes unnoticed, along with the fact that this conforms to the record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ast several centuries, a primary reason for the separation of the first and third worlds.

Removal of Rational Choice

It is well-established that electoral campaigns are designed so as to marginalize issues and focus on personalities, rhetorical style, body language, etc. And there are good reasons. Party managers read polls, and are well aware that on a host of major issues, both parties are well to the right of the population — not surprisingly; they are, after all, business parties. Polls show that a large majority of voters object, but those are the only choices offered to them in the business-managed electoral system, in which the most heavily funded candidate almost always wins.
Similarly, consumers might prefer decent mass transportation to a choice between two automobiles, but that option is not provided by advertisers — indeed, by markets. Ads on TV do not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products; rather, they provide illusion and imagery. The same Public Relations firms that seek to undermine markets by ensuring that uninformed consumers will make irrational choices (contrary to abstract economic theories) seek to undermine democracy in the sam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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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載】美元指數周期律與剪羊毛

金融与战争 美国如何利用美元指数周期“剪羊毛”

20160214 《環球時報》 原文 相關文章
喬良,中國著名軍旅作家、軍事理論家、評論家,空軍少將。

一、中國周邊形勢與美元指數周期

1.史上第一個金融帝國的出現

這個問題,我相信在座的搞經濟搞金融的同志比我更適合談論它,有所不同的是我把它和戰略問題結合起來談。從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美元這艘大船就摘掉了它的錨,這個錨就是黃金。讓我們向前追溯一下,1944年7月,美國為了從大英帝國手中接過貨幣霸權,由羅斯福總統推動建立了三個世界體系,一個是政治體系——聯合國;一個是貿易體系——關貿總協定,也就是后來的WTO;一個是貨幣金融體系,也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按照美國人的願望,是確立美元的霸權地位。但是實際上經過20多年的實踐,從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卻並沒有真正讓美國人拿到霸權。什麼東西阻擋了美元的霸權?就是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初,為了確立美元的霸權,美國人曾經對全世界做出承諾,就是要各國的貨幣鎖定美元,而美元鎖定黃金。怎麼鎖定呢?每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有了美元對全世界的這個承諾,美國人就不可能為所欲為。說的簡單點,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意味著美國人不能隨便地濫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金庫裡就要多儲備1盎司黃金。

美國之所以有底氣對全世界做出這樣的承諾,是因為它當時手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黃金儲備。美國人認為,我有這麼多黃金在手,用它去支撐美元的信用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情況並不像美國人想的那麼簡單。美國在二戰之后連續愚蠢地卷入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兩場戰爭使美國耗費巨大,尤其是越南戰爭。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差不多打掉了八千億美元的軍費。隨著戰爭花費越來越大,美國有點吃不住勁了。因為按照美國的承諾,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著1盎司黃金的流失。

到1971年8月,美國人手裡的黃金大概還有8800多噸,這時美國人知道有點麻煩了,與此同時有些人還在給美國人制造新的麻煩。比如說法國總統戴高樂,他不相信美元,他找來法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要他們看一下法國有多少美元儲備,得到的答案是大概有22億—23億美元。戴高樂說,一分都不剩全部提出來交給美國人,換成黃金拿回來。法國人對美國人的這一擊,對其他國家產生了示范效應,其他一些外匯盈余的國家紛紛向美國人表示,我們也不要美元,我們要黃金。這樣就逼得美國人無路可走。

於是,在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鬆宣布關閉黃金窗口,美元與黃金脫鉤。這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的開始,也是美國人對世界的一次背信棄義。但是對於整個世界來講,當時人們還不能完全理清楚頭緒。原來我們相信美元是因為美元背后有黃金,美元成為國際流通貨幣、結算貨幣、儲備貨幣已經實行了20多年了,人們已經習慣使用美元。現在美元突然剎車,它的背后不再有黃金,從理論上講,它變成了一張純粹的綠紙,這個時候我們還要使用它嗎?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在國際間結算時用什麼對商品的價值進行衡量?因為貨幣是價值尺度,所以如果不使用美元,難道還能信任別的貨幣?比如人民幣和盧布之間,俄羅斯人如果不認人民幣,我們不認盧布的話,就隻能繼續拿美元做為我們之間的交換介質。

所以,美國人就利用世人的慣性和無奈,在1973年10月迫使石油輸出國組織接受了美國人的條件: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須用美元結算。在此之前,全球的石油交易可以用各種國際流通貨幣結算,但是從1973年10月以后,一切改變了,歐佩克宣布,必須用美元對全球的石油交易進行結算。這樣,美國人在使美元與黃金貴金屬脫鉤之后又與大宗商品石油挂鉤。為什麼?因為美國人看的很清楚,你可以不喜歡美元,但你不可以不喜歡能源,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你能不使用石油?任何國家要發展,都要消耗能源,所有國家都需要石油,在這種情況下,你需要石油就等於需要美元,這是美國人非常高明的一招。從1973年開始美元與石油挂鉤以后,其實是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美元就伴隨美國開始了一個新的歷程。

整個世界當時並沒有幾個人清晰的看到這一點,包括很多經濟學家、金融專家,他們不能夠非常清晰地指出,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別的,不是一戰、二戰,也不是蘇聯的解體,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從此之后,人類真正看到了一個金融帝國的出現,而這個金融帝國把整個人類納入到它的金融體系之中。實際上所謂美元霸權的建立是從這個時刻開始的。到今天大約40年的時間。而從這一天之后,我們進入到一個真正的紙幣時代,在美元的背后不再有貴金屬,它完全以政府的信用做支撐並從全世界獲利。簡單地說:美國人可以用印刷一張綠紙的方式從全世界獲得實物財富。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情。人類歷史上獲得財富的方式很多,要麼用貨幣交換,你要麼黃金或者白銀;要麼用戰爭的方式去掠奪,但是戰爭的成本非常巨大。而當美元變成一張綠紙出現后,美國獲利的成本可以說極其的低廉。

因為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不再拖美元的后腿,美國可以隨意印刷美元,這時如果大量美元留在美國國內,將造成美國的通脹;如果美元輸出去,那就意味著全世界替美國消化通脹,這就是美元通脹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換句話說,美國向全球輸出美元,也就稀釋了它的通脹。但是美元向全球輸出之后,美國人手裡就沒有錢了,這個時候如果美國人繼續印刷貨幣,美元就不斷貶值,這對美國沒有好處。所以說美聯儲並不像有些人所想象得那樣,是一個濫印貨幣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實際上懂得什麼叫克制。從1913年美聯儲成立到2013年100年,美聯儲一共發行了多少美元?大約10萬億。

這樣一比較,有人開始指責中國的央行。為什麼呢?我們的央行從1954年發行新貨幣——新人民幣到現在,已經發行了120多萬億人民幣。如果按匯率6.2跟美元折算的話,我們大概發行了20萬億美元。但是這同樣並不意味著中國亂印貨幣,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掙到了大量美元,同時這期間還有大量的美元做為境外投資進入中國。但由於外匯管制,美元不能在中國流通,所以央行就必須發行與進入中國的美元及其他外幣相應的人民幣,然后以人民幣在國內流通。可是國外的投資在中國掙到了錢以后,可能就撤走了;與此同時,我們還會拿出大量外匯,從境外夠買資源、能源、產品和技術,如此一來,大量的美元走了,人民幣留了下來,你又不可能將相應數額的人民幣銷毀,隻能讓人民幣留在中國繼續流通,所以我國人民幣的存量必然大於美元。這也反過來佐証了這30多年中國經濟的驚人發展。中國央行承認近年來大概超發了20多萬億人民幣。巨量的超發最后全都留在了中國,這就牽扯到我后面將要談到的問題——人民幣為什麼要國際化。

2.美元指數周期律與全球經濟的關系

美國之所以沒有通脹很大程度上就在於美元的全球流通。但是美國又不能無節制地發行美元,讓美元不斷貶值。所以要節制。可節制后手中沒有美元了怎麼辦?美國人有另外一套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發行國債,通過發行國債又讓輸出去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國。但輸出去的通過債務資本重新回到美國,美國人開始玩起一手印錢,一手借債的游戲,印鈔能賺錢,借債也能賺錢,以錢生錢,金融經濟比實體經濟賺錢來得痛快多了,誰還願意出大力流大汗去干附加值低的制造業、加工業實體經濟?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國人逐漸放棄了實體經濟而轉向虛擬經濟,漸漸變成一個空心化的國家。今天美國的GDP已經達到18萬億美元,實體經濟為其GDP的貢獻不超5萬億,剩下的大部分全都是虛擬經濟帶來的。美國通過發行國債,讓大量在海外流通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國,進入美國的三大市——期貨市場、國債市場和証券市場。美國人通過這個方式錢生錢,然后再向海外輸出,這樣循環往復地生利,美國由此變成一個金融帝國。美國把全世界納入它的金融體系之中。很多人認為在大英帝國衰落之后,殖民的歷史基本就結束了。其實不然,因為美國成為金融帝國之后,開始用美元進行隱性的殖民擴張,通過美元隱蔽地控制各國經濟,從而把世界各個國家變成它的金融殖民地。今天我們看到很多主權獨立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你盡可以有主權、有憲法、有政府,但是你脫離不開美元,你的一切最后都會通過各種方式用美元來表達,並最終讓你的實物財富通過與美元的兌換源源不斷地進入美國。

這一點,通過40年來美元指數周期圖表,我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71年8月15日美元跟黃金脫鉤,意味著美國人擺脫了黃金的束縛,可以隨意地印刷美元了,美元發行量大增,美元指數自然要走低。從1971年特別是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美元指數就一直在走低,這就說明美元印多了。如此這般大約持續了近10年時間。美元指數走低對於世界經濟來講並不完全是壞事,因為這意味著美元的供應量增大,也就意味著資本的流量增大,大量的資本不留在美國,要向國外出溢出。第一次美元指數走低之后,大量美元去了拉丁美洲,給拉丁美洲帶去了投資拉動,也帶來了繁榮,這就是70年代拉美的經濟繁榮。

美元泄洪期大約持續了近10年左右的時間,直到1979年,美國人決定關掉泄洪閘。美元指數走低相當於美國人開閘放水,而關閘實際上就是減少美元的流動性。1979年美元指數開始走強,意味著向其他地方輸送美元減少。拉丁美洲本來因為獲得了大量的美元投資,正在欣欣向榮的發展,突然間投資減少了,流動性枯竭了、資金鏈條斷裂了,經濟能不出現麻煩嗎?

遇到麻煩的拉美國家紛紛開始想辦法自救。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已經邁進了發達國家的行列。但拉美經濟危機一出現,阿根廷卻率先進入衰退。解決衰退的辦法有多種,但不幸的是,當時的阿根廷政府是通過政變上台的軍政府,總統是加爾鐵裡,他完全沒有經濟頭腦。作為軍人的加爾鐵裡唯一的想法就是戰爭,他希望通過戰爭來脫困。他把目光瞄向了離阿根廷600公裡遠的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人把它叫做福克蘭群島。這個群島已經被英國人統治了100多年,加爾鐵裡決定把它奪回來。但阿根廷是南美洲國家,南美一向被視作美國的后院。在美國后院打仗不能不請示美國。於是加爾鐵裡讓人給美國總統裡根帶話,看看美國的態度。裡根明明知道加爾鐵裡打這一仗,會導致一場和英國的更大規模戰爭,但他卻輕描淡寫地表態說,這是你們與英國之間的事情,與美國無關,我們不持立場,我們保持中立。加爾鐵裡以為這是美國總統對他的默許,便發動了馬島戰爭,輕鬆收回了馬島。阿根廷上下一片歡呼,熱烈的像過狂歡節。但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宣稱絕不接受這個結局,還逼著美國總統必須表態。這時的裡根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阿根廷的侵略行徑,堅決站在英國一邊。隨后,英國派出一支航母特混艦隊,勞師遠征8000海裡,一舉拿下了馬島。

與此同時,美元走勢開始走強,國際資本按照美國的意願回到美國。因為當馬島戰爭打響后,全球的投資人立刻判斷,拉美的地區性危機出現了,拉美的投資環境惡化了,於是紛紛從拉美撤資。美聯儲看到時機已到,立刻宣布美元加息,加息后的美元加快了資本撤出拉美的步伐。拉美的經濟一片狼藉。從拉美撤出的資本幾乎全到了美國,去追捧美國的三大市,給美國帶來了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的第一個大牛市,讓美國人賺得缽滿盆滿。當時美元指數從弱勢時的60多點一口氣躥升到120多點,上升了100%。美國人在自己的三大市牛市后並不收手,有趁勢拿著賺到的錢,重新回到拉美去購買那些此時價格已跌成地板價的優質資產,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經濟的羊毛,這是美元指數第一次走強后的情況。

如果這種事情隻發生一次,那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它反復出現,那它就一定是規律。當第一次“十年美元走弱、六年美元走強”之后,人們並不確定它是不是規律。從拉美金融危機這個高峰之后,美元指數從1986年又開始一路下跌。其間經歷了日本金融危機、歐洲貨幣危機,美元指數仍然在走低,大約走了10年,10年之后的1997年美元指數再一次走強。美元指數這一次走強之后也是持續了6年。這就很有意思了,我們看到美元指數差不多呈現出這樣一個規律性——10年的走弱、6年的走強,再一個10年的走弱、接下來又一個6年的走強。

在1986年美元指數第二次開始走弱之后,長達10年的時間內,美元又像洪水一樣向世界傾泄。這次主要的泄洪區是亞洲。上個世紀80年代最火的是什麼概念?“亞洲四小龍”、“亞洲雁陣”等等。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亞洲的繁榮是由亞洲人的辛勤勞動、亞洲人的聰敏智慧帶來的,實際上很大原因是因為亞洲國家獲得了充足的美元、獲得了充足的投資。當亞洲的經濟欣欣向榮到差不多的時候,美國人覺得又應該到剪羊毛的時候了,於是,1997年,也就是美元指數整整走低10年之后,美國人通過減少對亞洲的貨幣供應,使美元指數反轉走強,亞洲大多數國家的企業和行業遭遇流通性不足,有的甚至干脆資金鏈條斷裂,亞洲出現了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征兆。

這時候一鍋水已燒到99度還差1度才能燒開,差哪一度呢,差地區性危機出現。那麼是不是也像阿根廷人那樣打一仗呢?未必。制造地區性危機,不一定隻有打仗一途。既然制造地區性危機就是為了攆出資本,那麼不打仗照樣有制造地區性危機的辦法?於是我們看到那個名叫索羅斯的金融投機家,帶著他的量子基金和全世界上百家的對沖基金,開始群狼般攻擊亞洲經濟最弱的國家——泰國,攻擊泰國的貨幣——泰銖。一個星期左右,然后由此開始的泰銖危機,立刻產生傳導效應,一路向南,陸續傳導到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然后北上傳導中國台灣、香港,日本,韓國,一直傳導到俄羅斯,東亞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這個時候水已燒開。全球的投資人判斷亞洲的投資環境惡化,便紛紛從亞洲撤出自己的資本。而美聯儲則又一次不失時機地吹響了加息的號角。跟著號音從亞洲撤出的資本又一次到美國去追捧美國的三大市,給美國帶來了第二個大牛市。當美國人掙夠了錢以后,仍像在拉丁美洲那樣,拿著他們從亞洲金融危機賺到的大把的錢又回到了亞洲,去購買亞洲跌到地板價上的優質資產。此時亞洲經濟已經被這次金融危機沖得稀裡嘩啦,毫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這次唯一的幸運者是中國。

3.現在,輪到中國了

此后,如潮汐一樣准確,美元指數經過6年的走強,到2002年,再一次開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時間,到2012年,美國人又開始為美元指數即將由弱轉強做准備。辦法還是老一套:給別人制造地區性危機。於是,我們就先后看到,在中國周邊陸續出現天安號事件,釣魚島爭端,黃岩島爭端。幾乎全在這一時期密集出現。但是很不巧,美國在2008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機,結果使美元指數走強的時間被迫向后推延。中菲黃岩島爭端和中日釣魚島爭端,看似和美元指數走強沒有太大的關系,但是真的沒有關系嗎?為什麼恰恰出現在美元指數第三次走弱之后的第10個年頭?很少有人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探究,但是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如果我們承認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確實存在著一個美元指數周期率,那麼,根據這個周期率及美國人借機剪別國羊毛的手法,我們可以斷定,現在輪到中國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眼下中國已經成了從全球吸引和獲得投資最多的國家,大量國際資本由於看好中國經濟進入中國。從經濟規律上講,不能僅僅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國家。一個中國的經濟規模就相當於整個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經濟總量還要大;和東亞經濟比,也可以說中國經濟相當於整個東亞。而過去十年裡,大量資本進入中國,使中國的經濟總量,以令人垂涎的速度增長到全球第二,如此一來,美國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標瞄准中國,一點不奇怪。

如果這一判斷成立,那麼,從2012年中日釣魚島爭端、中菲黃岩島爭端之后,中國周邊的事情層出不窮,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鑽井平台沖突,再到后來的香港“佔中”事件。這些事件還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嗎?去年5月,我陪國防大學的政委劉亞洲將軍到香港去考察時,已經得知“佔中”行動正在醞釀中,可能在5月底就會發生。但是5月底沒有發生,6月底沒有發生,7月還是沒有發生,到了8月仍然沒有發生。什麼原因?這個醞釀的“行動”在等什麼?讓我們對比另一事件的時間表:美聯儲退出QE時間表。去年年初,美國就說要退出QE,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沒有退出。隻要不退出QE,就意味著美元還在超量發行,美元指數就不能走強,香港的“佔中”也就一直沒有出現,二者在時間表上完全重合。直到去年9月底,美聯儲終於宣布美國退出QE,美元指數開始掉頭走強后,10月初,香港“佔中”爆發。其實,中日釣魚島、中菲黃岩島、981鑽井平台、香港“佔中”,這四個點都是炸點,任何一個點引爆成功,都會引發地區性金融危機,也就意味著中國周邊投資環境惡化,從而滿足“美元指數走強時,其他地區必須相應出現地區性危機,使該地區投資環境惡化,迫使投資人大量撤出資本”,這一美元獲利模式的基本條件。但是對美國人來講很不幸的是,這回它碰到的對手是中國。中國人用打太極的方式,一次次化解了周邊危機,結果直到現在,美國人最希望的在99度水溫時出現的最后1度,始終沒能出現,水,也就一直沒有燒開。

水沒燒開,美聯儲舉著加息的號角就遲遲不能吹響。看來,美國知道想剪中國的羊毛沒那麼容易,所以也就沒打算就在一棵樹上吊死。在推動香港佔中的同時,美國多管齊下,在其他地區同時下手,在哪兒?烏克蘭。歐盟與俄羅斯的接合部。亞努科維奇領導下的烏克蘭,當然不是沒縫的雞蛋,所以,才會有讓蒼蠅下蛆的機會。但美國盯上了烏克蘭並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一隻有縫的雞蛋,而是它是足以既打擊亞努科維奇這個不聽話的政客,又阻斷歐俄走近,也能造成歐洲投資環境惡化,一桃殺三士的理想目標。於是,一場貌似烏克蘭人自發的“顏色革命”爆發了,美國人的目的以出乎美國人和地球人意料的方式實現了:俄羅斯強人普京趁勢借機收回了克裡米亞,此舉雖不在美國人計劃之內,但卻正好讓美國人更有理由向歐盟還有日本施壓,迫使他們與美國一起制裁俄羅斯,給俄羅斯更給歐洲經濟帶來巨大的壓力。

美國人為什麼要這樣做,人們往往容易從地緣政治角度,而不是從資本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烏克蘭出現危機之后,歐美與俄羅斯的關系迅速惡化,但整個西方世界一起制裁俄羅斯的結果,卻直接使歐洲的投資環境惡化,導致資本從這裡撤出。據有關數據顯示,大約有上萬億的資本離開了歐洲。美國人的兩手設計得逞了。這就是:如果不能讓資本從中國撤出去追捧美國的話,那就起碼讓歐洲的資本撤出來回流美國。這第一步,以戲劇性的烏克蘭變局實現了,但第二步,卻未能如美國所願。因為從歐洲撤出的資本,並沒有去美國,另有數據顯示,它們大部分來到了香港。這意味著全球投資人仍然不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而寧願看好雖已處在經濟下行線上,但仍保持著全球第一增長率的中國。

這是其一。其二是中國政府在去年宣布了要實現“滬港通”,全球的投資人都熱切地希望通過“滬港通”,在中國撈一把。過去西方資本不敢進入中國股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進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寬進嚴出,你可以隨意進來,但是你不能隨意出去,所以說他們一般不敢到中國來投資中國的股市。“滬港通”之后,他們可以很輕鬆地在香港投資上海的股市,掙到錢后可以轉身就走,於是上萬億的資本滯留在了香港。這就是去年9月之后,也就是香港“佔中”開始直到今天,“佔中”勢力及其幕后推手始終不肯罷休,總想卷土重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美國人需要制造一次針對中國的地區性危機,讓滯留香港的資本撤出中國,去追捧美國經濟。

美國經濟為什麼這麼強烈地需要並依賴國際的資本回流?原因是,從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美國經濟逐漸放棄實物生產,脫離開實體經濟。美國人把實體經濟的低端制造業、低附加值產業叫做垃圾產業或者叫做夕陽產業,逐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尤其是向中國轉移。而美國除了留下所謂高端的產業,IBM、微軟等企業外,70%左右的就業人口都陸續轉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務業。這時的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產業空心化國家,它已經沒有多少實體經濟可以為全球投資人帶來豐厚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不得不打開另一扇門,就是虛擬經濟的大門。虛擬經濟就是它的三大市。它隻能通過讓國際資本進入三大市的金融池子中,為自己錢生錢。然后,再拿掙到的錢去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國人現在隻有這麼一個活法了。或者我們稱之為美國的國家生存方式。這個方式就是,美國需要大量的資本回流來支撐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美國經濟,在這種情況下誰阻擋了資本回流美國,誰就是美國的敵人。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弄明白想清楚。

二、中國快速興起動了誰的奶酪?

1.歐元的誕生為什麼會招來一場戰爭?

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誕生。三個月之后科索沃戰爭爆發。很多人以為科索沃戰爭是美國和北約聯手打擊米洛舍維奇政權,因為米洛舍維奇政權在科索沃地區屠殺阿族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人道主義災難。戰爭結束之后,這個謊言迅速戳破,美國人承認這是中情局與西方的媒體聯手做的一個局,目的是打擊南聯盟政權。但是,科索沃戰爭真的是為了打擊南聯盟政權嗎?歐洲人開始一邊倒地認為就是這個目的,但是打完這場72天的戰爭之后,歐洲人才發現自己上當了,為什麼?

歐元啟動之初,歐洲人信心滿滿。他們給歐元的定價是與美元比值1:1.07。科索沃戰爭爆發后,歐洲人參與北約行動,全力以赴支持美國攻打科索沃,72天的狂轟亂炸,米洛舍維奇政權垮台,南聯盟屈服。可接下來一盤點,歐洲人發現不對頭了,歐元,就在這70天裡,居然被這場戰爭打殘了。戰爭結束時,歐元直線下跌30%,0.82美元兌換一歐元。這時歐洲人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別人把你賣了,你還在替別人數錢。這一來歐洲人才開始醒悟。這就是為什麼到后來當美國要打伊拉克的時候,法國和德國這兩個歐盟的軸心國家,堅決反對這場戰爭。

有人說,西方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到現在為止,西方國家之間,在二戰之后確實沒有直接發生過戰爭,但是不等於沒有發生軍事戰爭,不等於他們之間不發生經濟戰爭或金融戰爭。科索沃戰爭就是美國人對歐元的間接金融戰爭,結果打的是南聯盟,疼的是歐元。因為歐元的誕生動了美元的奶酪。在歐元誕生之前全世界的流通貨幣是美元,美元在全球的結算率一度高達80%左右,即使到現在也在60%左右。歐元的出現立刻切走了美國的一大塊奶酪。歐盟是一個27萬億美元的經濟體,它的出現一下子就蓋過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北美自貿區。做為如此大規模的經濟體,歐盟當然不甘心用美元來結算它內部的貿易,於是歐洲人決定推出自己的貨幣——歐元。歐元的出現切走了美元三分之一的貨幣結算量,到現在世界上23%的貿易結算已使用的是歐元而不是美元。美國人在歐洲一開始談論歐元時對此警惕不足,到后來發現歐元一出現就對美元的霸權地位構成挑戰時,已經有點來不及了。所以,美國要接受這個教訓,一方面要摁住歐盟和歐元,另一方面要摁住其他的挑戰者。

2.“亞太戰略再平衡”要平衡什麼?

中國的興起,讓我們成了新的挑戰者。2012年釣魚島爭端、黃岩島爭端,就是美國成功打壓挑戰者的最新嘗試。這兩個發生在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事件,雖沒能造成資本從中國大量外流,但卻起碼部分達到了美國人的目標,直接導致兩件事情胎死腹中。2012年年初,中日韓關於東北亞自貿區的談判接近成功;4月,中日貨幣互換和中日之間互相持有對方國債也初步達成協議。但此時,釣魚島爭端,黃岩島爭端相繼出現,一下子把東北亞自貿區談判,中日貨幣互換一風吹了。幾年后的現在,我們才勉強完成了中韓兩國的雙邊自貿區的談判,這已經意義不大了,因為它和中日韓東北亞自貿區的意義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一旦成功,一定是包括中、日、韓、港、澳、台的整個東北亞自貿區。東北亞自貿區一經形成就意味著世界規模大約20多萬億美元的第三大經濟體出現。但是,東北亞自貿區一旦出現就不會止步,它會迅速南下與東南亞自貿區整合,形成東亞自貿區,東亞自貿區的產生意味著30多萬億美元規模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出現,將超越歐盟和北美。接下來我們還可以繼續推想,東亞自貿區出現,依然不會止步,它會向西整合印度和南亞,然后向北整合中亞五國,再然后繼續向西,整合中東部分的西亞。這樣整個亞洲自貿區,規模將超過50萬億美元,將比歐盟和北美加起來還要大,這麼龐大的一個自貿區出現,難道她會願意用歐元或美元結算他們內部的貿易嗎?當然不會。這就意味著亞元可能誕生。

但我認為,如果真的出現亞洲自貿區,我們隻能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讓人民幣成為亞洲的主導貨幣,就像美元先成為北美的硬流通貨幣,再成為全世界的硬流通貨一樣。人民幣國際化的意義遠遠不止我們所說的人民幣走出去,在“一帶一路”中發揮作用等等,它將與美元、歐元一起三分天下。中國人能看到這一點,美國人就看不到這一點嗎?當美國人宣布戰略重心東移,推動日本在釣魚島跟中國扯皮、推動菲律賓在黃岩島跟中國對峙的時候,如果我們還目光短淺地以為,釣魚島爭端是日本右翼鼓動“購島”后與中國的沖突,黃岩島爭端是菲律賓總統阿基諾昏了頭找中國的麻煩。而看不出這是美國人的深謀遠慮,是美國人在阻止人民幣成為美元的有一個挑戰者,而美國人則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麼,所以他們一定不能讓這樣的事情再次出現。因為東北亞自貿區一旦形成就會產生連鎖反應,也就意味著世界貨幣三分天下成為現實,想一想看,手中隻剩三分之一貨幣霸權的美元,還叫貨幣霸權嗎?而今天一個產業空心化的美國,假如再沒有了貨幣霸權,美國還能算世界霸主嗎?想明白這點,就知道為什麼今天中國遇到的所有麻煩背后,都有美國的影子。是因為美國比我們想得遠,看得深,才為了防中國之“患”於未然,處處給我們制造麻煩。這也就是美國為什麼要實施亞太戰略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究竟要平衡什麼?它真的要在中國與日本、中國與菲律賓,中國與其他有爭端的國家之間,實現一種微妙平衡,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嗎?當然不是,它的目標就是一個,平衡掉中國今天大國崛起的勢頭。

三、美軍為美元而戰的秘密

1.伊拉克戰爭與石油交易用誰的貨幣結算

人們都說,美國這個國家的強大,是由於有三大支柱——貨幣、科技、軍事。實際上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真正支撐美國的是貨幣和軍事,而支撐貨幣的則是美國的軍事力量。全世界所有國家軍隊的打仗都是燒錢,但美軍打仗雖然也燒錢。但卻能一邊燒錢,一邊為美國掙錢,這一點,其他國家都做不到。隻有美國,可以通過打仗獲得巨大的利益,盡管美國也有失手的時候。

美國人為什麼要打伊拉克?大部分人心裡想到的是兩個字——石油。美國人真的是為石油而戰嗎?非也。美國人如果為石油而戰的話,那麼,美國人在打下伊拉克之后,為什麼不從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而且,油價從戰前的38美元一桶,一路飆升到戰后的149美元一桶,美國老百姓並沒有因為美軍佔領了伊拉克這樣的產油國而享受低油價。所以說,美國打伊拉克不是為了石油,而是為了美元。

為什麼這麼說?道理非常簡單。由於為了控制世界,美國需要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為了讓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美國人在1973年下了一步高明的先手棋:讓美元與石油挂鉤,通過脅迫歐佩克的主導國家沙特阿拉伯,實現了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結算。如果你理解了全球石油交易用美元結算,你就能理解美國人為什麼要在產油國打仗。在產油國打仗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油價飆升,油價一飆升就意味著美元的需求量也提高了。比如說戰爭之前,你手裡有38美元,理論上講,你就可以從油商手裡買走一桶石油。現在這場戰爭把油價打高了4倍多,達到149美元,你手裡的38美元就隻夠買1/4桶石油,剩下3/4桶意味著你還差100多美元。怎麼辦?你隻能去找美國人,拿出自己的產品和資源去換美國人手中的美元。而這時美國政府就可以理直氣壯、光明正大、名正言順地印美元。這就是通過戰爭,通過在產油國打仗打高油價,打出美元需求的秘密。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美國人在伊拉克打仗,還不止是這一個目標。它同時也是在維護美元的霸權地位。當年小布什為什麼一定要打伊拉克?現在我們已經看的很清楚,薩達姆沒有支持恐怖主義,沒有支持基地組織,也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為什麼薩達姆卻最終走上了絞刑架?因為薩達姆自以為聰敏,想在在大國之間玩火。1999年歐元正式啟動,薩達姆以為抓住了在美元和歐元,美國和歐盟之間玩火的機會,於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將用歐元結算。這一下惹火了美國人,尤其是它產生一連串的示范效應,俄羅斯總統普京,伊朗總統內賈德,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紛紛宣布自己國家的石油出口結算也用歐元結算。這還了得?這不是往美國人胸口捅刀子麼?所以說這場伊拉克戰爭非打不可,有些人認為這麼說太牽強了。那麼請他看一看,美國人打下伊拉克之后干了些什麼?還沒等抓住薩達姆,美國人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發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從歐元結算改回用美元結算。這就是為什麼說美國人是在為美元作戰。

2.阿富汗戰爭與美國資本項目順差

也許有人會說,伊拉克戰爭為美元而戰可以理解,阿富汗不是產油國,那麼美國大打阿富汗戰爭總不會是為了美元吧?何況阿富汗戰爭是在“9•11”發生之后,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國是為了對基地組織的報復和對支持基地組織的塔利班的懲罰,才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但事實真的如此嗎?阿富汗戰爭是在“9•11”之后一個多月打響的,應該說打得很倉促,打到一半時美軍就把巡航導彈打光了,而戰爭還在繼續,美國防部不得不下命令打開核武器庫,取出1000枚核巡航導彈,摘下核彈頭,換上常規彈頭,又打了900多枚才把阿富汗打下來。這明擺著証明這一場准備得非常不充分,既然如此,美國人為什麼硬要倉促上陣呢?

因為美國人已經等不及了,更因為美國人的日子過不下去了。21世紀初期,美國作為一個產業空心化的國家,每年都大約需要有7000億美元的淨流入,才能過日子。可是“9•11”之后一個月內,全球投資人對美國的投資環境惡化,表示出了從未有過擔心和憂慮:如果強大如美國對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証,怎麼能夠保証投資人的資金安全?結果,3000多億的熱錢離開了美國。這就迫使美國必須盡快打一仗,這一仗不僅是要懲罰塔利班和基地組織,還要給全球投資人一個信心。隨著第一枚巡航導彈在喀布爾炸響,道瓊斯指數迅速回升,一天之內回升600點,流出的資本開始回流美國,到年底,大約有4000多億美元回流美國。這不正說明,阿富汗戰爭同樣是為美元而戰,是為資本而戰。

3.航母為何讓位於全球快速打擊系統

不少人對中國的航母充滿了期待,因為他們都看到了在航母歷史上的作為,也熱切地盼望中國有自己的航母,而遼寧號的出現,也確實讓我們中國趕上航母的末班車。雖然航母在今天仍然是一個大國的標志,但是它更多的就是個標志。因為在全球經濟越來越被金融化之后的今天,航母的作用將逐漸式微。因為在歷史上航母是物流時代的產物。大英帝國興盛時,要推動全球貿易,將它的產品推向全球,然后再把資源拿回來,所以它需要強大的海軍保証海上通道的暢通。直到后來發展到航母的出現,都是為了控制海洋,保証海上通道的安全。因為當時是資源和產品“物流為王”的時代,誰控制了海洋,誰就能控制了全球財富的流動。但是今天世界已是“資本為王”的時代,成百億、上千億乃至上萬億的資本,從一個地方流到另一個地方,隻要在電腦上敲幾個鍵,幾秒鐘之內就能完成,在大洋上航行的航母能跟隨物流的速度,卻無法跟上資本流的速度,當然也就無法控制全球資本。

那麼今天,有什麼辦法?可以跟上被互聯網支持的全球資本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美國人正在開發龐大的全球快速打擊系統,用彈道導彈、超音速飛機,5倍甚至十幾倍於超音速的巡航導彈,就可以迅速打擊任何資本雲集的地區。現在美國號稱可以28分鐘打遍全球,不管資本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雲集,隻要美國不想讓資本在那個地方落腳,導彈就可以在28分鐘后趕到那裡。而當導彈落下去的時候,資本就會乖乖撤出。這就是全球快速打擊系統必將取代航母的原因。當然,航母在未來仍會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諸如保障海上通道的海上安全,或者執行人道主義使命等等,因為航母是非常不錯的海上平台。但是作為控制未來資本流動的武器,它已經遠不如全球快速打擊系統。

四、“空海一體戰”難解美國之困

美國人在考慮用軍事手段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上,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空海一體戰”。我認為“空海一體戰”仍然難解美國的困局。“空海一體戰”是2010年美空軍和海軍首腦聯合提出的針對中國的作戰概念。提出“空海一體戰”,實際上首先就反映出美軍今天正在走弱。美軍過去以為,它用空襲可以打擊中國,用海軍也可以打擊中國。現在美國發現自己的力量無論是空軍還是海軍單獨使用,都不可能對中國構成優勢,必須空海聯合才能對中國構成一定的優勢,這就是空海一體戰的來由。但是空海一體戰從2010年年初提出到現在不過4年多一點,突然美國人給它改了個名稱,叫做“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概念”。

在這個空海聯合行動構想中,美國人認為10年內,中美之間不會發生戰爭。因為美國人研究中國今天的軍力發展后,認為以美軍現有能力,不足以確保抵消中國軍隊已建立的一些對美優勢。如攻擊航母的能力和摧毀太空系統的能力,所以,美國必須再拿出10年時間發展更先進的作戰系統,以抵消中國的某種優勢。這意味著美國人可能的戰爭時刻表撥到了10年后。雖然10年后戰爭也仍可能不會發生,但我們都必須對此做好准備。中國要想讓10年后也不會發生戰爭,就需要在這10年內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包括軍事和戰爭的准備。

五、“一帶一路”的戰略意義

讓我們看看在美國受人追捧的運動,第一是籃球、第二是拳擊。拳擊這項運動典型地反映出了美國人崇尚實力的風格,直來直去,重拳出擊,最好KO對手,一切都很明確;而中國人則相反,喜歡模糊,以柔克剛,我也不追求KO你,但我要把你所有的動作都化解掉。中國人喜歡打太極,而太極確實是一門比拳擊更高的藝術。

“一帶一路”就反映了這種思路。歷史上所有的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都有圍繞它的崛起展開的全球化運動。這意味著全球化不是一個從歷史到今天一以貫之的過程,而是各有各的全球化。羅馬帝國有羅馬帝國的全球化,大秦帝國有大秦帝國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每一個崛起的帝國推動的;每一個帝國都有與它相關的一段全球化,在它的上升期到它的鼎盛期,全球化達到一個巔峰。而這個全球化同時會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制,這就是它的能力所能達到的最大范圍和它的交通工具所能到達的最遠點,那也就是它全球化的終點。所以,無論是古羅馬全球化,還是大秦帝國的全球化,今天看來,都隻能算是一種帝國擴張的區域化過程。真正的近現代史上的全球化,是從大英國帝國開始的,大英帝國的全球化是貿易的全球化。美國秉承了大英帝國的衣缽之后延續了一段貿易全球化,而真正具有美國特色的全球化,是美元的全球化。這也是我們今天正經歷的全球化。但我不同意說中國今天的“一帶一路”,是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接軌,那等於說是要繼續和美元的全球化接軌,這樣的理解是不對的。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一帶一路”是中國全球化的初始階段,也就中國的全球化。作為一個大國,在崛起過程中必須推進環繞你展開的全球化。

“一帶一路”應該說是中國迄今為止能提出的最好的大國戰略。因為它是跟美國戰略東移的一次對沖。有些人會對此提出疑問,對沖應該是相向而行,你還能有背向而行的對沖嗎?對了,“一帶一路”就是中國對美國東移戰略的一次背向對沖,我拿背朝向你。你不是壓過來了嗎?我往西走,既不是避讓你,也不是畏懼你,而是非常巧妙地化解你由東向我壓來的這種壓力。

“一帶一路”並非兩線並行戰略,而應有主次之分。鑒於海上力量至今是中國的短板,“一帶一路”首先應該選擇從陸上完成,也就是說“一路”應該是輔攻方向,而“一帶”應該成為主攻方向。“一帶”成為主攻方向,意味著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陸軍的作用。有人說中國陸軍天下無敵,這話放在在中國的國土范圍內說,沒錯,中國陸軍所向無敵,誰也別想再踏上中國的領土來打大規模的仗,問題是中國陸軍有遠征能力嗎?

我在去年年底《環球時報》的年會上談到這樣一個問題,我說美國人選中國作對手,打壓中國,是選錯了對手、選錯了方向。因為未來真正對美國構成挑戰的根本不是中國,是美國自己,美國將自己埋葬自己。因為它沒有意識到,一個大時代正在到來,這個時代將會把它所代表的金融資本主義推到最高階段之際,讓美國從巔峰跌落,因為一方面,美國通過虛擬經濟,已經把資本主義的紅利吃盡了。另一方面,美國又通過它引以為傲的領先全球的科技創新、把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推到了極致,而這些工具最終將成為埋葬以美國為代表的金融資本主義的最主要的推手。

阿裡巴巴在去年“雙11”這天,其淘寶網、天貓網的網購銷售額一天達到507億人民幣,而在相隔不久的感恩節三天的假期裡,美國網上銷售和地面上的商場銷售總額才相當於407億人民幣,不及阿裡巴巴一家。而中國還沒有算上網易、騰訊、京東,更沒有算其他商場的營業額。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已經悄悄到來,而美國人面對這個時代仍然遲鈍。阿裡巴巴的交易,全是用支付寶的方式完成的,支付寶意味什麼?意味著貨幣已經退出交易舞台,而美國人的霸權是建立在美元基礎上的。美元是什麼?美元是貨幣。未來當我們越來越多的不再使用貨幣結算的時候,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就將成為無用的東西。當貨幣成為無用的東西時,建立在貨幣之上的帝國還會存在嗎?這才是美國人要考慮的問題。

3D打印機同樣也代表了一個未來方向,將使人類社會今天的生產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由於生產方式在改變,交易方式在改變,世界就必然要發生根本性變化,而歷史証明,真正能導致社會性質發生變化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兩者的致變,而不是其他因素。中國從秦末秦二世時期,開始有人造反,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歷史上有發生過多少次起義、造反、戰爭、革命?解決問題嗎?不解決問題,一直是改朝換代,一直是低水平循環。因為這些來復式運動改變不了農耕社會的本質,既沒有改變生產方式又沒有改變交易方式,所以隻能一直改朝換代。西方也是如此,拿破侖攜法國大革命的雄風,帶領一支嶄新的被大革命洗禮過的軍隊橫掃歐洲,把一頂頂王冠掃落在地,但等到滑鐵盧一仗失敗,拿破侖下台,歐洲的帝王們一個個復辟,立刻重回封建社會。直到英國的蒸汽機來了,工業革命來了,使人類的產能大大的提升,大量剩余產品出現,有了剩余產品才會有剩余價值,然后才會有資本,然后才會有資本家,然后資本主義社會就到來了。

那麼,今天當資本有可能隨著貨幣的消失而消失,當生產的方式也將隨著3D打印機的出現而改變時,人類即將跨入一個新的社會門檻,這時的中國和美國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都站在互聯網、大數據和雲計算的起跑線上。那麼這時我們要比的就是誰先邁入這個時代,而不是誰把誰打壓下去。我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選錯了對手。美國真正的對手是它自己,是這個時代。而美國人恰恰在這一點上,顯示出驚人的遲鈍。因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權地位,而從未想過與別的國家分享權力,共同邁過新社會時代那道今天對我們來說,還有很多未知領域和不確定性的門檻。

鳳凰國際智庫 思想市場領導者

(本文來自互聯網,不代表一點資訊的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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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疑又自卑的馬英九

 

熱帖:一手好牌 馬英九為什麼輸這麼慘?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專題:熱貼最有意思!看看有些啥?
專題:2016台灣大選 評論大匯總

[節錄前段]

馬英九於1950年出生於香港九龍,祖籍湖南湘潭,一歲時隨父母移居台灣。父親馬鶴凌從政四十余年,漸升為國民黨高級官員。1972年,馬英九在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后服預備軍官役,1974年考取國民黨中山獎學金赴美國攻讀法律,1976年獲得紐約大學法學碩士,1981年獲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在留學美國期間,馬英九兼任《波士頓通訊》的主編,主要政治立場是打壓黨外運動(在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前,台灣隻有一個國民黨,“黨外”就成為反對國民黨獨裁的代名詞)。由於家庭背景和在海外的忠貞表現,馬英九引起了蔣經國的特別注意。

1981年,馬英九回到台灣,在蔣經國身邊擔任英文秘書,1982年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1984年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副秘書長,負責政黨“外交”工作。1988年,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兼大陸委員會工作會報執行秘書,1991年馬英九升任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

1993年,連戰出任台灣“行政院長”,邀請他曾經的學生馬英九擔任“法務部長”。那一年,馬英九43歲,是當時最年輕的“部長”。據馬英九后來自己說,當連戰找到他去當“法務部長”時,他內心非常惶恐,緊張得不得了。他問連戰:“我這麼年輕,跟檢察部門也沒有任何人脈關系,你覺得我能夠適任嗎?”連戰告訴馬英九:“我要的就是你年輕,要的就是你沒有人脈關系,正因為你沒有包袱,所以才能放手推動司法改革。”馬英九回憶這段往事時,非常感激連戰的提攜之恩。

在連戰的支持下,馬英九因嚴辦地方黑金勢力而備受矚目,獲得了很高的社會聲望,也因此得罪了許多黨內高官,成為眾矢之的。然而在恩師連戰的庇護下,馬英九仕途並未受到影響,1996年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仍然主管法務。

1997年4月14日,台灣知名藝人白冰冰之女白曉燕遭綁架后又被撕票,在台灣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反對黨趁機要求連戰辭職以示為社會治安敗壞負責。就在連戰“內閣”焦頭爛額之際,馬英九突然於5月8日在連戰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對外公開請辭,然后再將辭職呈送到連戰辦公室,直到第三天才與連戰本人見面。馬英九用公開請辭的方式為自己塑造一種不戀權位的清高形象,卻把對他有提攜之恩的連戰陷入更加痛苦難堪的境地。如果你是連戰,你最器重的學生和部屬,同時也是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部長”公開辭職,你這個“行政院長”還怎麼做下去?所以,三個月后連戰也被迫辭職了。這是馬英九第一次暴露他自私自利、刻薄寡恩的政治性格,為了能夠收獲更高的政治聲譽,他不但沒有與提攜他的恩師共渡難關,反而踩著恩師的頭顱向上爬。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常說:“馬英九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體貼別人,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周美青這樣說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十分得體的,可是在外人以客觀的角度而言,馬英九的“不懂體貼”其實就是自私。

1994年台灣首次舉行台北市長選舉,參選三方分別是代表國民黨的黃大洲,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和代表新黨的趙少康。當時陳水扁和趙少康之間競爭非常激烈,民調經常處在伯仲之間,而國民黨的黃大洲則穩居第三。由於新黨是由國民黨內部反對李登輝“台獨”路線的少壯派分離出來成立的政黨,所以李登輝在眼見本黨的黃大洲鐵定當選無望之際,為了不讓趙少康當選,寧可“棄黃保陳”,將原本他能控制的一部分准備投給黃大洲的選票投給了民進黨的陳水扁,幫助與他“台獨”理念相同的陳水扁當上了台北市長。

到了1998年,國民黨再次面臨需要推出候選人挑戰陳水扁連任台北市長的問題,許多人推薦已經辭職到台灣政治大學教書的馬英九,但是馬英九多次表態不會參與1998年的台北市長選舉,理由是“不知為何而戰”。然則在無數人的無數次勸進后,馬英九終究還是宣布參選台北市長,理由是他明白了要“為台北市民而戰。”

就個人素質而言,趙少康優於陳水扁,而陳水扁優於馬英九。所以馬英九要想打敗曾經打敗過趙少康的陳水扁,就必須解決當初趙少康敗選的兩大困境:一、李登輝的棄保﹔二、新黨與國民黨分裂票源。

李登輝對馬英九素無好感,最初提名本黨候選人時也一直屬意章孝嚴(即蔣孝嚴),隻是到最后關頭才被迫同意提名馬英九。馬英九對李登輝也沒有任何感情可言,但為了避免重蹈趙少康的覆轍,開始極力討好李登輝。此外,馬英九是在香港出生的“外省人”,陳水扁以“台灣土狗對上香港貴賓狗”來比喻自己與馬英九的競爭,因此馬英九也急需“台獨教父”李登輝來幫他鞏固本省票。基於本黨的政治利益,李登輝在投票前四天,登上了馬英九的選舉造勢晚會。李登輝問馬英九未來要走什麼路,馬英九答稱要“走李總統民主改革的路”。

接著,李登輝用閩南話問道:“馬英九先生啊!你是哪裡人啊!你跟我說一下吧!”

馬英九則用閩南話回答:“報告‘總統’,我是台灣人啦。我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新台灣人啦。我是台北萬華長大的、正港的台北人啦!”於是李登輝拉起馬英九的手,與支持者一起高喊“新台灣人”!

同時,趙少康與馬英九私交極好,甚至一直試圖拉攏馬英九脫離國民黨加入新黨。為了能夠打敗民進黨的陳水扁,新黨當然願意讓選票集中在馬英九身上。所以新黨候選人王建煊在選舉中卻聲稱競選隻是為宣傳新黨的政治理念,為了泛藍的團結,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投馬英九的票。

最終,馬英九如願贏得了台北市長的選舉,這兩次投票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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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張圖可以看出,馬英九能夠勝選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新黨的選票全部集中到了他身上。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后,將“監察院長”的位子留給王建煊作為對他當年雪中送炭的酬庸。

1998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是一場沒有輸家的選舉。馬英九當上了台北市長,為他后來問鼎大位奠定了堅實基礎。新黨如願拖下了他們認為有“台獨”傾向的陳水扁。那麼,陳水扁是輸家嗎?從上面那張表格中可以看出,陳水扁這場選戰不但輸得不難看,甚至可稱得上雖敗猶榮。在國民黨和新黨的聯合夾擊下,陳水扁的得票率較四年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2.91%。台北市長連任失敗后,陳水扁旋即轉戰2000年的“總統大選”並驚險獲勝,真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2002年,馬英九輕鬆擊敗民進黨候選人李應元連任台北市長成功。2005年7月,馬英九擊敗“立法院長”王金平當選國民黨主席,同時也基本拿到了代表國民黨參選2008的門票。同年8月,高捷弊案爆發,緊接著陳水扁團隊的弊案一個接一個被引爆,后來還引發了百萬紅衫軍上街頭倒扁的政治運動。馬英九最終能夠在2008年高票當選,與他自身的能力並無太大關系,實在是當時的局勢已經塑造出陳水扁以及整個民進黨高層幾乎無人不貪的形象。如果那時候國民黨換別人出來,要想勝選也並非難事。

馬英九一生的巔峰,大約就是2008年3月22日以765.87萬張票(58.45%得票率)勝選的那一刻,之后他的光環就開始逐漸消退,社會聲望震蕩下跌,以至於現在成為萬眾鄙視的對象。

作為一個政治家,首要之事在於用人。馬英九勝選時的國民黨原本人才濟濟,可就在馬英九執政八年下來,國民黨不但人才凋敝,而且許多人才甚至投奔到敵對的陣營之中。我當初說馬英九會像崇禎一樣搞垮國民黨,也主要是從他的用人上看出問題。

馬英九第一個沒有處理好的關系是連戰。前文說到馬英九進入政壇之初曾經受到連戰的大力拔擢,可是當連戰因“白曉燕命案”身處困境時,馬英九不但沒有力挺,反倒為了自身私利而在沒有與連戰進行任何溝通的背景下對外公開辭職,陷連戰以更加難堪的境地。這是兩人第一次心結。

2004年,連戰與宋楚瑜搭檔競選,最終因“兩顆子彈”功敗垂成。事后連宋舉辦了一系列抗議活動,但是馬英九對此事態度曖昧,甚至動用台北市的警察驅離藍營支持者,這是兩人第二次心結。

連宋配輸掉2004年的大選后,開始尋找新的出路。連戰曾力邀宋楚瑜帶著親民黨與國民黨合並,但宋楚瑜拒絕了。宋楚瑜找的出路是試圖與民進黨保持某種程度的合作,結果被陳水扁欺騙而后出賣,作為分裂泛藍的工具,導致許多親民黨員紛紛回流國民黨,親民黨從一度可與國民黨和民進黨分庭抗禮的第三勢力淪落為宋楚瑜的個人工具。連戰找的出路則是率團訪問大陸,展開“破冰之旅”,成為國共內戰結束后首位訪問大陸的國民黨主席,為兩岸交流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而這也成為馬英九與連戰的第三次心結。馬英九一直極其嫉妒連戰在兩岸交流上的特殊地位和歷史定位,尤其當他發現自己就任“總統”依然無法動搖連戰的地位時,嫉妒之心更甚。此外,馬英九心裡還始終存在一個“諾貝爾和平獎”情結。2000年6月,韓國總統金大中與朝鮮領袖金正日在平壤舉行首次南北首腦會晤,並發表了《南北共同宣言》,並因此獲得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馬英九也一直夢想能仿效金大中拿塊諾貝爾和平獎,這也是馬英九千方百計想要與大陸領導人見面,並最終在卸任前搞出個“習馬會”的主要原因。

2005年馬英九繼連戰之后當選國民黨主席后,陳水扁團隊的貪腐弊案持續爆發。馬英九口頭上說支持倒扁運動,但卻沒有任何實質性舉動,這讓連戰對馬英九極度失望。連戰認為馬英九是個標准的政客,隻想著怎樣對自己獲取權力有利。連戰曾私下說:“馬英九根本不想讓陳水扁下台,隻想讓台灣這攤子爛到2008年,自己坐享大位。”

2010年,連戰的長子連勝文在為國民黨議員陳鴻源助選時遭到黑幫分子林正偉近距離槍擊,子彈打穿頭部,滿臉鮮血,連勝文幾乎喪命。但馬英九並未對連家以應有的慰問,且即便當面見到連戰時也從未主動提及槍擊事件背后的原因,最后台灣檢方隻是以“誤擊”偵結起訴,這些都讓連家無法接受。

2014年,連勝文准備參加台北市長選舉,可是馬英九怕連家班奪走他的權力,所以在黨內初選時極力支持丁守中挑戰連勝文。至此,連戰和馬英九之間的矛盾徹底公開化,且幾乎到了無法調和的底部。

馬英九第二個沒有處理好的關系是宋楚瑜。2000年“總統”大選時,宋楚瑜脫離國民黨以獨立身份參選,對陣國民黨的連戰、民進黨的陳水扁。最終的選舉結果是陳水扁39.3%,宋楚瑜36.84%,連戰23.1%。 此役宋楚瑜僅輸給陳水扁2.46%,其實是非常有希望贏的。當時由於支持連戰和支持宋楚瑜的票源高度重疊,所以彼此都想挖對方的牆角。選舉前夕,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發布假民調,說連戰的民調已經超過宋楚瑜,呼吁選民“棄宋保連”,導致許多原本准備投票給宋楚瑜的選民最終改投連戰。宋楚瑜一直堅信,如果沒有馬英九的假民調,他在2000年就已經是“總統”了,這是馬宋兩人的第一次心結。

陳水扁勝選后,國民黨開除了李登輝,並與原來從國民黨分離出去的親民黨和新黨組成“在野聯盟”。2002年,馬英九尋求台北市長連任時,宋楚瑜曾親臨造勢場合為其助選。演講到動情處,宋楚瑜眼眶泛紅落淚,突然跪在台上要求民眾全力支持馬英九。所謂“男兒膝下有黃金”,宋楚瑜的作為自然能夠感動相當多的支持者,可是馬英九卻相當不以為然,心想我打這場選戰本來就是輕而易舉,你現在下跪算什麼意思?好像我是靠你下跪才贏的一樣,以后還得欠你人情。但在宋楚瑜看來,自己對馬英九不計前嫌,反而如此賣力為其助選,卻遭到馬英九的冷嘲熱諷,心中感到相當憋屈窩火,這是兩人的第二次心結。

前文說到,連宋配在2004年大選失敗后,馬英九對游行反抗之事態度曖昧,甚至動用台北市的警察驅離藍營支持者,導致連戰對馬英九不滿。可對於宋楚瑜來說,那就不僅僅是不滿而已了。宋楚瑜始終認為,馬英九對於連宋這次敗選其實是樂觀其成的。因為按照連宋最初的協議,連戰2004年當選后不再尋求連任,下一任由宋楚瑜來參選2008。如果宋楚瑜在2008年當選又再連任的話,馬英九可能得到2016年才有機會參選“總統”了。再過十二年,天知道那時候會是什麼情況,還不如現在打著世代交替的旗號搶班奪權,把連宋都淘汰掉。

馬英九參選2008時,宋楚瑜曾舉全黨之力鼎力相助。可是馬英九在當選之后,不但沒有給宋楚瑜他最想要的“行政院長”之職,而且最終沒有給他任何職位,而且最終沒有給親民黨應有的酬庸,而且對重回國民黨的宋楚瑜舊部也照顧不夠,這讓宋楚瑜極其惱怒。

為了回應馬英九的忘恩負義和不尊重,宋楚瑜在馬英九競選2012年連任時也宣布參選。可是馬英九發動各方勢力(包括中國大陸)對宋楚瑜施壓,稱其參選會導致蔡英文漁翁得利,宋楚瑜被迫在2012大選時極度克制,最終得票率隻有2.8%。宋楚瑜認為自己再一次為了成全馬英九而被迫做出犧牲,可馬英九2012年連任后依然沒有給宋楚瑜任何酬庸,依然不尊重宋楚瑜。

宋楚瑜與馬英九的成長背景極其類似,同樣都是湖南人,同樣都是國民黨官二代,同樣都有留洋求學的經歷,返台后同樣都是從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開始做起,在國民黨官僚體制中獲得歷練拔擢。正是由於如此高度的相似性,使得馬英九一直擔心宋楚瑜會替代自己。更何況宋楚瑜自擔任台灣省長以來,就贏得了行政能力強的名聲。馬英九最受人稱贊的則是他的清廉,而非能干。不但不能干,甚至被認為是“無能”、“缺乏魄力”。宋之長處,正是馬之短板,這使得馬英九對宋楚瑜處處提防打壓,最終徹底將宋楚瑜逼到敵對面。2016年大選時,宋楚瑜為了証明自己,也為了向國民黨討回公道,以74歲的高齡再次參與大選,最終獲得了12.83%的得票率,較2012年整整高出10%。

馬英九第三個沒有處理好的關系是王金平。2005年7月,馬英九擊敗王金平當選國民黨主席,同時也等於拿到了代表國民黨參選2008年大選的門票。可是,馬英九自始至終對王金平心存忌憚,因為馬英九真心覺得自己有外省人的“原罪”,而王金平是台灣本土派的代表。在台灣的族群分布中,1945年后隨國民黨政權到台灣的外省人隻佔14%,所以馬英九始終覺得王金平是臥榻之側的猛虎,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馬英九一方面在政策上試圖討好本省人,從而與王金平爭奪市場﹔一方面通過權力斗爭整王金平,甚至開除他的黨籍。然而悲催的是,馬英九討好本省人的政策並沒有人買賬,反而得罪了原本支持他的深藍。馬英九宣布開除王金平黨籍后,王金平到法院上訴要求國民黨撤銷黨籍的處分,並最終打贏了官司。就這樣,馬英九好端端把自己同黨同志逼到敵對一方,卻又被敵人打敗。不管在是民間的聲望,還是在黨內的地位都隨之一落千丈。

說完馬英九,我們再來說崇禎。許多人都知道這樣一個故事:明末時努爾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權非常厲害,明朝將領都不是他的對手,直到袁崇煥橫空出世,在寧遠孤城屢次挫敗努爾哈赤的進攻,並最終導致不可一世的努爾哈赤受傷病死。皇太極繼位后,又是屢屢敗在袁崇煥手下,於是他仿效《三國演義》中的“群英會蔣干盜書”實施反間計,故意把袁崇煥投靠皇太極的事“不慎”讓被俘的明朝太監聽到,然后又“不慎”讓明朝太監逃脫而報告給崇禎。結果崇禎皇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將袁崇煥千刀萬剮,從此大明朝再也沒有皇太極的對手了。用《明史·袁崇煥傳》結尾的話說就是:“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大概許多對明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故事,很可惜,這個故事是假的。因為篇幅的關系,今天不做細致剖析,我直接說結論:崇禎殺袁崇煥並非是因為中了什麼反間計,崇禎也絕不相信袁崇煥會投奔皇太極。崇禎會殺袁崇煥,而且是用千刀萬剮的方式殺袁崇煥,是因為他認定袁崇煥結黨,結黨的對象是內閣大學士錢龍錫。袁崇煥在天啟七年遭到魏忠賢的閹黨陷害憤而辭官,旋即崇禎登基鏟除魏忠賢的閹黨,靠的就是錢龍錫進行朝政的“災后重建”工作,而袁崇煥也正是錢龍錫極力推薦擔任遼東統帥的。后來袁崇煥以“不聽號令”為由斬殺皮島主帥毛文龍,崇禎雖然心裡不滿,但最后還是接受現實了。可是當他懷疑袁崇煥是在錢龍錫的支持下殺毛文龍時,這才讓動了殺機。錢龍錫是朝廷重臣,袁崇煥是邊關統帥,這兩個人結黨,那還得了?

崇禎在提審袁崇煥時,要他交待錢龍錫在斬殺毛文龍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袁崇煥義正言辭地說,此事完全是自己的主意,與錢龍錫毫無瓜葛。可正是袁崇煥這種一人承擔的態度,越發讓崇禎疑心他和錢龍錫結黨,否則為何如此設法維護?為了震懾群臣,這才要用千刀萬剮的極刑來處理袁崇煥。

袁崇煥死后十五天,崇禎開始處理結黨的另一方錢龍錫。群臣普遍認為,袁崇煥殺毛文龍之事確實與錢龍錫無關,錢龍錫的差錯在於失察,而不在與袁崇煥密謀。對此,崇禎非常不滿,除了因為群臣不認可他的觀點外,也因為錢龍錫居然在朝中能夠獲得如此多的同情。於是,崇禎判錢龍錫死刑,且不待秋后立即執行。然而,就在行刑前的一剎那,崇禎又下旨說錢龍錫並無謀逆之心,還是先把他關起來。

崇禎不殺的錢龍錫的原因,是看到錢龍錫在臨終上疏中提到:“袁崇煥在殺毛文龍后感覺自己這個簍子捅大了,所以才把這個事情告訴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承擔。”錢龍錫懷疑袁崇煥在受審時為了逃脫罪責亂咬,將自己拖下水,害得自己現在受牽連被判死刑,所以才在臨死前向崇禎分辨清楚。直到這個時候,崇禎才明白錢龍錫和袁崇煥沒有結黨,因為兩者言辭之間沒有絲毫默契。然而,大錯已經鑄成,錢龍錫雖然躲過一死,可袁崇煥卻死后不能復生,崇禎也隻好默默獨吞苦果了。

崇禎多疑又自卑的性格,不僅使得他失去了最重要的良將賢相,還帶壞了整個朝廷的管理文化。最后在朝堂上立足的都是一群沒有行政能力,卻樂於互相攻訐的人。因為缺乏行政能力,所以不會有個人崇拜,也就不可能結黨。因為樂於互相攻訐,所以仇人必多,同樣也不可能結黨。大明朝這些年雖然誤殺了許多良將賢相,可依然不乏經天緯地之才。真正出現空前的人才危機,是因為崇禎的領導風格,使得那些良將賢相人人自危,根本不敢有所表現,這才給了小人可乘之機。

我們再說回馬英九。倘若他能夠將兩岸事務委托給連戰,將內政委托給宋楚瑜,將黨務委托給王金平,自己垂拱而治,並大力拔擢年輕人才,是可以取得很好的政績,在歷史上留下好名聲的。可惜的是,馬英九根本不敢用能力比自己強的人,他嫉妒連戰在兩岸交流上的地位,嫉妒宋楚瑜在行政方面的干才,嫉妒王金平在人脈方面的通達。馬英九認為,如果讓這些人在各自的專才有所表現,他們就會形成朋黨,會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所以馬英九對這些本來可以幫自己大忙的貴人極盡打壓之能事,而他真正敢用的都是一些能力不如自己,凡事需要自己幫忙指導的人。惟其如此,馬英九才覺得自己的領導地位是穩固的。曾子說:““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馬英九隻敢用徒,而不敢用師友。不但不敢用師友,而且把師友逼成敵人,這樣的領導者焉能不敗?

不敢用比自己能力強的人,是因為內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但自卑之人往往又非常自負,希望趕緊做出些成績來讓質疑者閉嘴。崇禎如此,馬英九亦是如此。袁崇煥擔任薊遼督師時曾經提出“五年復遼”的口號,此事顯然不太現實,但袁崇煥會這麼說不是搞不清楚狀況或者吹牛,而是為了迎合崇禎急於求成的心態,希望能夠暫時寬慰他的心,結果卻成為君臣溝通不暢直至最后反目的導火索。袁崇煥雖然應該要負一定責任,但起因也是在於崇禎急於求成。洪承疇負責遼東時曾經堅持與清軍進行持久戰,可是崇禎又是急於求成,一再下達死命迫使洪承疇主動出擊,導致洪承疇在鬆錦大戰中兵敗被俘,明朝在遼東的防御體系完全崩潰,關外明軍精銳盡失,僅剩下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這最后一道防線。而馬英九在証所稅改革、兩岸服貿、王金平案等一系列事件中同樣表現出急於求成的心態,在民眾還沒有取得共識,甚至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就強渡關山,結果被民進黨利用,最后還爆發了所謂“太陽花運動”,直接導致了國民黨政權走向崩潰。

急於求成,是希望做出成績來獲得大家認可。可出了差錯,卻不敢承擔責任,反而諉過於部屬,此乃領導者的大忌。這個毛病,崇禎有,馬英九也有。崇禎讓兵部尚書陳新甲秘密主持與滿清議和,消息泄露后朝廷輿論嘩然,崇禎為了推卸責任,說這都是陳新甲背著他干的,把陳新甲殺了。從此朝臣中再也沒有人敢提議和之事,明朝失去了與滿清哪怕短暫和平的機會,最終在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下致使李自成農民軍可以迅速做大做強。當明朝軍隊無法抵御李自成時,崇禎曾多次考慮南遷。可是當有朝臣反對南遷時,崇禎既不能乾綱獨斷,又不能保護提議南遷的大臣,以致於沒什麼人敢建議南遷,此事就被一直延宕下來。最終崇禎被李自成圍困在北京城,自縊於煤山的歪脖子樹。馬英九也是如此,他上任后任命劉兆玄擔任“行政院長”,什麼事都將劉兆玄推到第一線,自己退居第二線。可事實上,每次有功勞,馬英九都會及時跳出來攬到自己身上,出了問題則讓劉兆玄和“閣員”們自己承擔,致使團隊士氣低迷,許多官員在民進黨的攻訐下最終都辭官離去了。

崇禎在煤山自縊前曾留下“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的名言,僅就個人素質而言,崇禎勤政簡朴,在中國歷代皇帝中排名應該算是靠前的,比起他的哥哥天啟和他的爺爺萬歷更是不知道要高到哪裡去了。所以當時和后代都有不少人對崇禎抱有同情,可是如果細究的話,歷史並非沒有給崇禎機會。崇禎將責任全部諉過於臣下是極其不恰當的,而不肯擔責本身就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樣地,馬英九是個好人,卻不是好領導,他至今仍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輸,他總是在怪民進黨惡意攻擊,怪自己身處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的不利環境,怪宋楚瑜和王金平拖后腿,可是他卻沒認真反省過,歷史曾經給你如此高的權力和民意支持,為什麼你會搞成現在這樣。

班固在《漢書·景十三王傳》最后寫道:“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矣。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馬英九出生在國民黨官宦之家,是家裡唯一的男孩,還有四個姐妹。從小得到很好地啟蒙教育,長大后獲得很好的學校教育,一直讀到哈佛法學博士,回台后被安排在蔣經國身邊擔任英文秘書,人長得高大帥氣,形象陽光清新。他的履歷看似完美,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他的每一步都有貴人提攜,真正就是“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縱觀馬英九的一生,沒有品嘗過苦難,所以不知道怎樣將心比心﹔沒有經歷過挫折,所以不知道怎樣在困境中鼓舞士氣﹔沒有忍受過屈辱,所以他不知道怎樣承擔應有的責任。馬英九太帥也太順利了,所以他覺得他天生就該是被夸獎的,他覺得別人對他好都是應該的,他覺得別人指責他都是因為誤解。馬英九的失敗,是一個標標准准的、一生順遂的優等生的失敗。

閱讀詳情: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16/01/25/407097.html#ixzz3yKaGfJ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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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st] [Op Ed] Martin Jacques: The myopic western view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FT.com}

The myopic western view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By Martin Jacques on FT.com

Martin Jacques is Senior Fellow at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Visiting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and world renowned Ted talker, indeed there are few who are as qualified as he to speak on the subject of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West. Jacques’ global best-seller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is justly hail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s being a work of ‘considerable erudition, with provocative and often counterintuitive speculations abo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The reforms that count tend to conform to the western model, writes Martin Jacques

Martin Jacques

In the west there is an underlying assumption that the Achilles heel of China is its political system. Since the country lacks western-style democracy, its system of governance is unsustainable. Ultimately, China will be obliged to adopt our kind of political system.

Yet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en remarkably successful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It has presided over the greate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history.

The state is highly competent, able to think strategicall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agmatic and experimental. It has presided over rapidly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enjoys a great deal of popular support. The idea that sooner or later – the western assumption has generally been sooner – public support will evaporate is farfetched. On the contrary, with economic growth still rapid and living standards rising similarly, it seems more likely that the regime will enjoy growing rather than declining support.

We should not, however, regard support for the regime as simply a fun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t has become almost axiomatic in the west to believe that democracy is the sole source of a regime’s legitimacy. This is mistaken.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state lies deep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Along with the family, the state is one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s. For at least two millennia the state has been seen as the guardian and embodiment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This is the key source of its legitimacy.

Some of the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te – the emphasis on meritocracy, state competence and an essentially familial concep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 – are similarly deeply rooted.

When the state has functioned poorly, then so has China, the classic example being during the century of humiliation from the first opium war to 1949. The Communist party’s achievement in recent decades has, not least, been its reinven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restoration, in a modern context, of its main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 its pivotal status, competence, meritocracy,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 following their disastrous decay over the previous century.

There is a tendency to see Chinese government as unchanging. This is because in the west the only reforms that we really count are those that appear to move the country towards the western model. In fact, government has been through huge and constant reform since 1978, far greater than anything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the US or the UK.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the Chinese state could have masterminded such a hug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f it too had not been the subject of profound reform. This process will continue, probably even more dramatically.

Rather than dismiss the Chinese governing system as fragile and tenuous,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has been, by the standard of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 extraordinarily successful institution, one that the world will increasingly come to recognise it must learn from.

Hitherto it has been assumed that China, rather than western democracies, will face chronic problems of governance. We have become deeply ahistorical about western democracy, viewing it as some kind of eternal and ide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overnance. Yet it is clear that American democrac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ysfunctional, short-term, polarised and subject to capture by vested interests, in particular the 1 per cent.

There are strong historical reasons for believing that western democracies may face a difficult and uncertain future. Their past success has been based on two underlying conditions: firstly, the fact that the west has for at least two centuries dominated the world, bringing huge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bestowing on their political elites great status and prestige; and secondly, their populations have for a long time enjoyed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Neither can be relied upon in the future.

The west is in decline, Europe rampantly so. Some estimates suggest that by 2030 China could account for a third of global output and be twice the size of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power would then be a pale shadow of what it is today. This is bound to affect how the American people regard their political elite and political system. Furthermore, with strong evidence that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static for many people in the US and western Europe, the outlook is uncertain.

Rising powers tend to enjoy strengthening domestic support, while declining ones incur their citizens’ discontent. We should not discoun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roblems of governance will become more acute in the west than China.

The writer is the author of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See the interview of Jacques by OgilvyOne here.

To see Martin Jacques’ biography and bibliography, please visit http://www.martinjacques.com. His hugely successful Ted talk can be found at: http://www.ted.com/talks/martin_jacques_understanding_the_rise_of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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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閑話香港no Zuo no die – 天下縱橫談

 閑話香港no Zuo no die – 天下縱橫談 – udn城市 

1

前段時間出了兩件事情:第一件是法國的巴黎銀行因為違規,被罰了100億美元,第二件事情是阿根廷十幾年前的一次賴賬被判不合法,結果現在有錢也還不了被迫違約,十幾年來攢下的信用付之東流。好玩的是在於,做這兩次判決的都是美國,罰法國100億一度弄得美法關系極度緊張。

為什麼法國人和阿根廷人犯錯要由美國人來判呢?因為美國是金融中心。阿根廷人是在美國借的錢,而巴黎銀行如果不認罰,以後就別想在美國做生意了。開金融中心就是爽啊。

2

如果你是中國的老大,看到美國這麼爽,你要是不想搞個金融中心,那就不必當老大,可以直接拉出去斃了。十年之內,中國能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有權得到一個配得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地位的金融中心。對中國來講,(因為)不能給香港派黨委書記,那這個金融中心寧可建到烏魯木齊也不會建在香港:烏魯木齊好歹是中亞第一大城市,真的。

3

在舊中國,起到連接中國和世界橋梁的城市是上海,當年上海與紐約倫敦巴黎齊名,香港不過是個小地方,後來共黨作死,人類就在香港山寨了一個上海。現在共黨扔掉共產主義信仰殺了回來,山寨版的上海自然競爭不過正版的上海。知道上海的房子為什麼貴麼?因為市場清楚,20年後,上海就是紐約,紐約房子什麼價,上海就得什麼價。在上海的朋友,趁現在房子便宜,趕緊買沒錯的。

4

有一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廚師親切地問道:“你想被怎樣吃掉?不要怕,百花齊放,暢所欲言嘛。”
豬:“其實吧……我並不想被吃掉。”
廚師:“你看,說跑題了吧?”
豬:……

對香港而言,現在就像這頭豬,不是選擇死不死的問題,是選擇怎麼死的問題。當然,說死過分了一點,現在香港需要政府、資本和市民密切配合,系統的設計一個方案,應對必將到來的衰退。

香港問題的核心在於,市民從心理上不接受這個過程。在一個衰退的經濟體,將這種不可抗的外部原因歸因於不民主,乃至訴諸民粹是非常常見的事情:埃及和突尼斯如是,吉爾吉斯斯坦如是,最近的烏克蘭亦如是。一般而言,這種事情花些時間折騰幾次,大家腦子就清楚,就知道該幹嘛幹嘛了。

對香港而言,麻煩之處在於時間不等它。內地搞金融中心,十年生育,十年教訓,也就是二十年之內的事情。香港真的沒有時間浪費在傲嬌上。但是,看著二十年之前的窮親戚現在在香港什麼東西貴就買什麼,從感情上講,香港人又怎能不傲嬌呢?

5

香港如果丟掉金融中心的位置,會怎樣?

決定一個城市地位的,是這個城市的輸入與輸出。你能為這個世界做得多,這個世界也能給你更多的回報,如果你不能輸出,也就沒了輸入。

金融,制造,研發,包括旅游,這些都是有輸出的,但房地產和服務業不是。靠房地產和服務業是撐不起經濟的,你可以去看中國,但凡房價貴的地方,總有一些別的產業作支撐,香港一旦丟掉金融中心的位置,房價一定會大幅下跌,資產縮水,日子會非常難過。

6

三代目說“我們沒有欽定的意思,但我們的決定權也是很重要的”最大限度的概括了中央對港政策的核心。香港人不管怎麼折騰,大陸對香港的定位才是致命的。

首先,世界級金融中心香港已經毫無指望了,但香港仍然可以選擇成為華南地區的金融中心,這樣死得相對好看,但是,照香港這麼折騰,這個區域金融中心大陸恐怕都會放在廣州或者深圳。如果連區域金融中心都做不了,香港那就死得非常慘了。香港地太貴了,當年土豪劉鑾雄包著名外圍李嘉欣的時候,大概就給了一個不到90平米的房子,這種地方搞製造業是沒可能的。香港的研發也遠沒有新加坡那樣有指向性,更多的是粉飾太平的存在。至於旅游?大陸人去香港旅游,看的就是資本主義下的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香港一旦沒錢,想看風光的會去東南亞,想看資本主義的會去台灣。台灣的國語雖然怪一點,但是起碼比粵語好懂多了。

如果你們不知道轉型失敗經濟衰退是什麼樣子的,我建議你們看看三十年前全國最富的東北。東北就是轉型失敗的樣子。說不定在等幾年台灣也可以看到。

7

對香港而言,民主選舉是極為重要的,只有通過真民主選舉,才能真正選出一個有市民支持的強勢政府,才能推動改革。一個弱勢政府,守成啥都不做,是不能帶領香港適應這個衰退過程的。

但是,共黨又非常不希望在公開場合議論民主自由這種事情,這會動搖共黨的統治,為了共黨的長治久安,犧牲一個香港沒啥捨不得。

所以,香港能做的是,是把這個民主放在一個非政治化的語境之下。簡言之,香港要的應該是一個不打民主大旗不刺激中央但又真正能得到市民支持的政府。日本人有句話說得好,打槍的不要,悄悄的進村。但是,香港有一批人不但打起了這個旗子,還試圖通過打這個旗子來指點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我不得不說,這些人想得太多了一點。

把香港的改革問題,置於“民主-獨裁”這樣的語境之下,不留任何轉圜余地,這是最典型的作死。很多事情,中央是可做可不做的,香港的泛民主派把這個可做可不做變成了不得不做。 你說這幫人是賣港求榮還是賣港求榮還是賣港求榮呢?要知道,這幫不愁吃喝的人,鬧了可以青史留名,不鬧可就啥都沒有啊

8

客觀的說,保証香港繁榮是中央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承諾,搞死香港,對中國的形象沒啥好處,這是中央對港政策最忌憚的地方。陸遙遙說佔中會導致雙輸,從這個角度說,確實香港輸了,中央也沒有贏。但是從長期講,香港這一鬧,對中央來說,很多原來下不了的決心現在就好下了。而對於中國來說,把金融這樣的產業放在能向中央交稅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大事,隻有這樣才能用轉移支付幫助中國需要幫助的窮人,而幫中國的窮人致富,是未來三五十年中國最重要的事情。至於負面?中國現在的形象很好麼?反正虱子多了不痒債多了不愁,多這一筆爛賬又如何?

悶聲發大財,才是硬道理,對香港,對大陸,都是。鄧矮說“不爭論”,一個意思。二代目三代目四代目都是真明白人。

9

所以,我總是認為,中央是下了個套,讓香港作死,然後再一舉消滅。

有一個故事我再講一遍:其實這個故事是高二文言文課文,標題叫《鄭伯克段於鄢》,文言文選自《左傳》。有興趣可以百度。我大體翻譯一下。從前鄭國的國王鄭庄公有個弟弟叫段,因為他媽小產鄭伯,所以不喜歡鄭伯,愛弟弟共叔段,於是他媽就想立段為王,但是鄭伯他爸沒有同意。於是段一天到晚作死,有人勸庄公管管,庄公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你就等著瞧吧。后來, 等到段作死做得不像話,庄公就帶人把段滅了。

真壞!

10

香港再這麼鬧下去,no zou no die

出處: 閑話香港no Zuo no die – 天下縱橫談 – udn城市 http://city.udn.com/3011/5187147#ixzz3Cqr6uw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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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一曲忐忑驚四座——淺析中國軍隊反腐

valkyrie的博客:  一曲忐忑驚四座——淺析中國軍隊反腐

標簽: 時評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給予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開除黨籍處分,並移送司法部門處理。

從某種程度上說,徐案的公布可能比近期的周永康案更為震動:周案早有傳聞,徐案卻在短期內迅速浮出,特別是涉及在中國百姓心目中最為神秘的部門——軍隊的二號人物。軍隊反腐,也迅速成為各方的熱議話題。

歐洲國家素以從軍為榮為貴,但與之不同,中國自宋以來奉行“重文輕武”傳統,軍人地位低下卑賤,絕大多數中下層官兵收入低微。1949年后,大陸軍人一度成為勝利新貴,特別是在精神與物質極為匱乏的時代,軍人高工資和政治地位成為當時羨慕崇拜的對象。但隨著冷戰結束和中國百萬大裁軍,軍人很快又恢復到傳統年代的貧困狀態。在上世紀80年代,按照“自我保障、自我發展”的要求,合法地鋪開了全軍經商的風潮,嚴重敗壞風氣和戰斗力。90年代末,根據“吃皇糧”的戰略決策,全軍停止經商,但軍人待遇並未跟上。地位與收入較之80年代更為下滑,一個校級軍官的月工資僅有1000-2000元人民幣。很多人雖貴為將軍,實際收入遠不及地方一個縣市領導甚至實權部門的普通公務人員。此后雖經數次調整待遇有所改善,但仍追不上物價特別是房價上升的速度。同時期中國軍隊的裝備同樣陳舊落后,靠極低的軍費勉強維持。

2004年后中國軍費開始大幅上漲,雖然軍人待遇仍然低微,但航天、航空、造船、機械等軍工系統卻受益極豐,尤其是隨著中國房地產膨脹,一度被軍隊視為累贅的大量營房土地成為價值巨大的資產,這些則是軍內腐敗的重要滋生地。但是,同時期爆出的軍內涉案金額卻遠小於地方系統。從各國軍事歷史與現狀來看,軍隊腐敗的基本途徑通常隻有人事任用、物資裝備採辦和土地轉讓三類。與之相比,地方權力部門掌管無以計數的土地、能源等天然資源,控制經商、貿易、醫療、福利、治安等各種活動,任何一點的權力尋租,都是軍隊腐敗難以望其項背的。

因此,徐案的爆出雖然說明軍隊腐敗異常嚴峻,但說軍隊是腐敗的重災區,或說軍隊能以特權保持腐敗就言過其實了。正如劉志軍案爆出創紀錄性的天文數字,但並無人說鐵道系統是腐敗策源地。鐵道系統基層的大多員工長期處於顛簸和偏遠等艱苦環境,待遇微薄,通過腐敗發大財的隻能是那些高層領導及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實權的部門人員。原鐵道部前身就是由軍隊鐵道兵集體轉業而來。

中國軍隊在整個政權體系中的地位並非民間想象的那麼具有特權,所以其腐敗其實遠不及能源、金融、貿易等地方實權領域。但由於軍隊的特殊性,腐敗的危害又遠大於其他領域。滿清軍隊對外幾無勝績,即使面對當時實力不濟的日本,貌似強大的北洋海軍同樣不堪一擊,拋卻政治因素,腐敗糜爛是敗壞戰斗力的最直接原因。國共相爭,共產黨軍隊的官兵素養和戰術運用遠不及國民黨軍,國軍常嘲笑共軍站隊都站不齊,后來劉伯承開辦軍事學院不得不聘請大量國軍戰俘作教員。但是,國軍“潛規則”是凡事無賄不辦。傅作義以蔣介石手令請領軍械,倉庫主任卻明言:沒有錢有手令也領不到。傅付錢后要倉庫主任寫了一張收據,並以收據為証向蔣告狀。該主任被撤,但不久又到另一倉庫任主任。甚至臨戰之際,國軍連長敢將下發用於構筑工事的水泥轉賣給商人。蔣介石深知腐敗是國軍死穴,也曾發狠抓蒼蠅打老虎,但由於整個社會缺乏民主法治基礎,整個政權又已根爛干朽,終無力回天。而此時的共軍在清廉上卻比國軍好許多,嚴格的政治管控和狂熱的理想主義在當時確實也起到了遏制腐敗的作用。

當然,出大案並不等同於反腐出大招。唯政黨政治馬首是瞻,是中國軍隊最大的特點。從薄熙來案、谷俊山案再到徐才厚案、周永康案,能聽到其中頗為神秘的政治音符。

軍隊本就是社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非獨立王國。社會若清廉、軍隊必清廉;社會若腐敗、軍隊必腐敗。我曾提到:沒有真正的政治、法制改革為基礎,軍隊改革即為無本之木。同樣,沒有正常正規的社會反腐體制,軍隊反腐也不可能順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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