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疑又自卑的馬英九

 

熱帖:一手好牌 馬英九為什麼輸這麼慘?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專題:熱貼最有意思!看看有些啥?
專題:2016台灣大選 評論大匯總

[節錄前段]

馬英九於1950年出生於香港九龍,祖籍湖南湘潭,一歲時隨父母移居台灣。父親馬鶴凌從政四十余年,漸升為國民黨高級官員。1972年,馬英九在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后服預備軍官役,1974年考取國民黨中山獎學金赴美國攻讀法律,1976年獲得紐約大學法學碩士,1981年獲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在留學美國期間,馬英九兼任《波士頓通訊》的主編,主要政治立場是打壓黨外運動(在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前,台灣隻有一個國民黨,“黨外”就成為反對國民黨獨裁的代名詞)。由於家庭背景和在海外的忠貞表現,馬英九引起了蔣經國的特別注意。

1981年,馬英九回到台灣,在蔣經國身邊擔任英文秘書,1982年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1984年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副秘書長,負責政黨“外交”工作。1988年,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兼大陸委員會工作會報執行秘書,1991年馬英九升任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

1993年,連戰出任台灣“行政院長”,邀請他曾經的學生馬英九擔任“法務部長”。那一年,馬英九43歲,是當時最年輕的“部長”。據馬英九后來自己說,當連戰找到他去當“法務部長”時,他內心非常惶恐,緊張得不得了。他問連戰:“我這麼年輕,跟檢察部門也沒有任何人脈關系,你覺得我能夠適任嗎?”連戰告訴馬英九:“我要的就是你年輕,要的就是你沒有人脈關系,正因為你沒有包袱,所以才能放手推動司法改革。”馬英九回憶這段往事時,非常感激連戰的提攜之恩。

在連戰的支持下,馬英九因嚴辦地方黑金勢力而備受矚目,獲得了很高的社會聲望,也因此得罪了許多黨內高官,成為眾矢之的。然而在恩師連戰的庇護下,馬英九仕途並未受到影響,1996年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仍然主管法務。

1997年4月14日,台灣知名藝人白冰冰之女白曉燕遭綁架后又被撕票,在台灣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反對黨趁機要求連戰辭職以示為社會治安敗壞負責。就在連戰“內閣”焦頭爛額之際,馬英九突然於5月8日在連戰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對外公開請辭,然后再將辭職呈送到連戰辦公室,直到第三天才與連戰本人見面。馬英九用公開請辭的方式為自己塑造一種不戀權位的清高形象,卻把對他有提攜之恩的連戰陷入更加痛苦難堪的境地。如果你是連戰,你最器重的學生和部屬,同時也是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部長”公開辭職,你這個“行政院長”還怎麼做下去?所以,三個月后連戰也被迫辭職了。這是馬英九第一次暴露他自私自利、刻薄寡恩的政治性格,為了能夠收獲更高的政治聲譽,他不但沒有與提攜他的恩師共渡難關,反而踩著恩師的頭顱向上爬。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常說:“馬英九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體貼別人,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周美青這樣說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十分得體的,可是在外人以客觀的角度而言,馬英九的“不懂體貼”其實就是自私。

1994年台灣首次舉行台北市長選舉,參選三方分別是代表國民黨的黃大洲,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和代表新黨的趙少康。當時陳水扁和趙少康之間競爭非常激烈,民調經常處在伯仲之間,而國民黨的黃大洲則穩居第三。由於新黨是由國民黨內部反對李登輝“台獨”路線的少壯派分離出來成立的政黨,所以李登輝在眼見本黨的黃大洲鐵定當選無望之際,為了不讓趙少康當選,寧可“棄黃保陳”,將原本他能控制的一部分准備投給黃大洲的選票投給了民進黨的陳水扁,幫助與他“台獨”理念相同的陳水扁當上了台北市長。

到了1998年,國民黨再次面臨需要推出候選人挑戰陳水扁連任台北市長的問題,許多人推薦已經辭職到台灣政治大學教書的馬英九,但是馬英九多次表態不會參與1998年的台北市長選舉,理由是“不知為何而戰”。然則在無數人的無數次勸進后,馬英九終究還是宣布參選台北市長,理由是他明白了要“為台北市民而戰。”

就個人素質而言,趙少康優於陳水扁,而陳水扁優於馬英九。所以馬英九要想打敗曾經打敗過趙少康的陳水扁,就必須解決當初趙少康敗選的兩大困境:一、李登輝的棄保﹔二、新黨與國民黨分裂票源。

李登輝對馬英九素無好感,最初提名本黨候選人時也一直屬意章孝嚴(即蔣孝嚴),隻是到最后關頭才被迫同意提名馬英九。馬英九對李登輝也沒有任何感情可言,但為了避免重蹈趙少康的覆轍,開始極力討好李登輝。此外,馬英九是在香港出生的“外省人”,陳水扁以“台灣土狗對上香港貴賓狗”來比喻自己與馬英九的競爭,因此馬英九也急需“台獨教父”李登輝來幫他鞏固本省票。基於本黨的政治利益,李登輝在投票前四天,登上了馬英九的選舉造勢晚會。李登輝問馬英九未來要走什麼路,馬英九答稱要“走李總統民主改革的路”。

接著,李登輝用閩南話問道:“馬英九先生啊!你是哪裡人啊!你跟我說一下吧!”

馬英九則用閩南話回答:“報告‘總統’,我是台灣人啦。我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新台灣人啦。我是台北萬華長大的、正港的台北人啦!”於是李登輝拉起馬英九的手,與支持者一起高喊“新台灣人”!

同時,趙少康與馬英九私交極好,甚至一直試圖拉攏馬英九脫離國民黨加入新黨。為了能夠打敗民進黨的陳水扁,新黨當然願意讓選票集中在馬英九身上。所以新黨候選人王建煊在選舉中卻聲稱競選隻是為宣傳新黨的政治理念,為了泛藍的團結,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投馬英九的票。

最終,馬英九如願贏得了台北市長的選舉,這兩次投票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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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張圖可以看出,馬英九能夠勝選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新黨的選票全部集中到了他身上。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后,將“監察院長”的位子留給王建煊作為對他當年雪中送炭的酬庸。

1998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是一場沒有輸家的選舉。馬英九當上了台北市長,為他后來問鼎大位奠定了堅實基礎。新黨如願拖下了他們認為有“台獨”傾向的陳水扁。那麼,陳水扁是輸家嗎?從上面那張表格中可以看出,陳水扁這場選戰不但輸得不難看,甚至可稱得上雖敗猶榮。在國民黨和新黨的聯合夾擊下,陳水扁的得票率較四年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2.91%。台北市長連任失敗后,陳水扁旋即轉戰2000年的“總統大選”並驚險獲勝,真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2002年,馬英九輕鬆擊敗民進黨候選人李應元連任台北市長成功。2005年7月,馬英九擊敗“立法院長”王金平當選國民黨主席,同時也基本拿到了代表國民黨參選2008的門票。同年8月,高捷弊案爆發,緊接著陳水扁團隊的弊案一個接一個被引爆,后來還引發了百萬紅衫軍上街頭倒扁的政治運動。馬英九最終能夠在2008年高票當選,與他自身的能力並無太大關系,實在是當時的局勢已經塑造出陳水扁以及整個民進黨高層幾乎無人不貪的形象。如果那時候國民黨換別人出來,要想勝選也並非難事。

馬英九一生的巔峰,大約就是2008年3月22日以765.87萬張票(58.45%得票率)勝選的那一刻,之后他的光環就開始逐漸消退,社會聲望震蕩下跌,以至於現在成為萬眾鄙視的對象。

作為一個政治家,首要之事在於用人。馬英九勝選時的國民黨原本人才濟濟,可就在馬英九執政八年下來,國民黨不但人才凋敝,而且許多人才甚至投奔到敵對的陣營之中。我當初說馬英九會像崇禎一樣搞垮國民黨,也主要是從他的用人上看出問題。

馬英九第一個沒有處理好的關系是連戰。前文說到馬英九進入政壇之初曾經受到連戰的大力拔擢,可是當連戰因“白曉燕命案”身處困境時,馬英九不但沒有力挺,反倒為了自身私利而在沒有與連戰進行任何溝通的背景下對外公開辭職,陷連戰以更加難堪的境地。這是兩人第一次心結。

2004年,連戰與宋楚瑜搭檔競選,最終因“兩顆子彈”功敗垂成。事后連宋舉辦了一系列抗議活動,但是馬英九對此事態度曖昧,甚至動用台北市的警察驅離藍營支持者,這是兩人第二次心結。

連宋配輸掉2004年的大選后,開始尋找新的出路。連戰曾力邀宋楚瑜帶著親民黨與國民黨合並,但宋楚瑜拒絕了。宋楚瑜找的出路是試圖與民進黨保持某種程度的合作,結果被陳水扁欺騙而后出賣,作為分裂泛藍的工具,導致許多親民黨員紛紛回流國民黨,親民黨從一度可與國民黨和民進黨分庭抗禮的第三勢力淪落為宋楚瑜的個人工具。連戰找的出路則是率團訪問大陸,展開“破冰之旅”,成為國共內戰結束后首位訪問大陸的國民黨主席,為兩岸交流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而這也成為馬英九與連戰的第三次心結。馬英九一直極其嫉妒連戰在兩岸交流上的特殊地位和歷史定位,尤其當他發現自己就任“總統”依然無法動搖連戰的地位時,嫉妒之心更甚。此外,馬英九心裡還始終存在一個“諾貝爾和平獎”情結。2000年6月,韓國總統金大中與朝鮮領袖金正日在平壤舉行首次南北首腦會晤,並發表了《南北共同宣言》,並因此獲得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馬英九也一直夢想能仿效金大中拿塊諾貝爾和平獎,這也是馬英九千方百計想要與大陸領導人見面,並最終在卸任前搞出個“習馬會”的主要原因。

2005年馬英九繼連戰之后當選國民黨主席后,陳水扁團隊的貪腐弊案持續爆發。馬英九口頭上說支持倒扁運動,但卻沒有任何實質性舉動,這讓連戰對馬英九極度失望。連戰認為馬英九是個標准的政客,隻想著怎樣對自己獲取權力有利。連戰曾私下說:“馬英九根本不想讓陳水扁下台,隻想讓台灣這攤子爛到2008年,自己坐享大位。”

2010年,連戰的長子連勝文在為國民黨議員陳鴻源助選時遭到黑幫分子林正偉近距離槍擊,子彈打穿頭部,滿臉鮮血,連勝文幾乎喪命。但馬英九並未對連家以應有的慰問,且即便當面見到連戰時也從未主動提及槍擊事件背后的原因,最后台灣檢方隻是以“誤擊”偵結起訴,這些都讓連家無法接受。

2014年,連勝文准備參加台北市長選舉,可是馬英九怕連家班奪走他的權力,所以在黨內初選時極力支持丁守中挑戰連勝文。至此,連戰和馬英九之間的矛盾徹底公開化,且幾乎到了無法調和的底部。

馬英九第二個沒有處理好的關系是宋楚瑜。2000年“總統”大選時,宋楚瑜脫離國民黨以獨立身份參選,對陣國民黨的連戰、民進黨的陳水扁。最終的選舉結果是陳水扁39.3%,宋楚瑜36.84%,連戰23.1%。 此役宋楚瑜僅輸給陳水扁2.46%,其實是非常有希望贏的。當時由於支持連戰和支持宋楚瑜的票源高度重疊,所以彼此都想挖對方的牆角。選舉前夕,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發布假民調,說連戰的民調已經超過宋楚瑜,呼吁選民“棄宋保連”,導致許多原本准備投票給宋楚瑜的選民最終改投連戰。宋楚瑜一直堅信,如果沒有馬英九的假民調,他在2000年就已經是“總統”了,這是馬宋兩人的第一次心結。

陳水扁勝選后,國民黨開除了李登輝,並與原來從國民黨分離出去的親民黨和新黨組成“在野聯盟”。2002年,馬英九尋求台北市長連任時,宋楚瑜曾親臨造勢場合為其助選。演講到動情處,宋楚瑜眼眶泛紅落淚,突然跪在台上要求民眾全力支持馬英九。所謂“男兒膝下有黃金”,宋楚瑜的作為自然能夠感動相當多的支持者,可是馬英九卻相當不以為然,心想我打這場選戰本來就是輕而易舉,你現在下跪算什麼意思?好像我是靠你下跪才贏的一樣,以后還得欠你人情。但在宋楚瑜看來,自己對馬英九不計前嫌,反而如此賣力為其助選,卻遭到馬英九的冷嘲熱諷,心中感到相當憋屈窩火,這是兩人的第二次心結。

前文說到,連宋配在2004年大選失敗后,馬英九對游行反抗之事態度曖昧,甚至動用台北市的警察驅離藍營支持者,導致連戰對馬英九不滿。可對於宋楚瑜來說,那就不僅僅是不滿而已了。宋楚瑜始終認為,馬英九對於連宋這次敗選其實是樂觀其成的。因為按照連宋最初的協議,連戰2004年當選后不再尋求連任,下一任由宋楚瑜來參選2008。如果宋楚瑜在2008年當選又再連任的話,馬英九可能得到2016年才有機會參選“總統”了。再過十二年,天知道那時候會是什麼情況,還不如現在打著世代交替的旗號搶班奪權,把連宋都淘汰掉。

馬英九參選2008時,宋楚瑜曾舉全黨之力鼎力相助。可是馬英九在當選之后,不但沒有給宋楚瑜他最想要的“行政院長”之職,而且最終沒有給他任何職位,而且最終沒有給親民黨應有的酬庸,而且對重回國民黨的宋楚瑜舊部也照顧不夠,這讓宋楚瑜極其惱怒。

為了回應馬英九的忘恩負義和不尊重,宋楚瑜在馬英九競選2012年連任時也宣布參選。可是馬英九發動各方勢力(包括中國大陸)對宋楚瑜施壓,稱其參選會導致蔡英文漁翁得利,宋楚瑜被迫在2012大選時極度克制,最終得票率隻有2.8%。宋楚瑜認為自己再一次為了成全馬英九而被迫做出犧牲,可馬英九2012年連任后依然沒有給宋楚瑜任何酬庸,依然不尊重宋楚瑜。

宋楚瑜與馬英九的成長背景極其類似,同樣都是湖南人,同樣都是國民黨官二代,同樣都有留洋求學的經歷,返台后同樣都是從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開始做起,在國民黨官僚體制中獲得歷練拔擢。正是由於如此高度的相似性,使得馬英九一直擔心宋楚瑜會替代自己。更何況宋楚瑜自擔任台灣省長以來,就贏得了行政能力強的名聲。馬英九最受人稱贊的則是他的清廉,而非能干。不但不能干,甚至被認為是“無能”、“缺乏魄力”。宋之長處,正是馬之短板,這使得馬英九對宋楚瑜處處提防打壓,最終徹底將宋楚瑜逼到敵對面。2016年大選時,宋楚瑜為了証明自己,也為了向國民黨討回公道,以74歲的高齡再次參與大選,最終獲得了12.83%的得票率,較2012年整整高出10%。

馬英九第三個沒有處理好的關系是王金平。2005年7月,馬英九擊敗王金平當選國民黨主席,同時也等於拿到了代表國民黨參選2008年大選的門票。可是,馬英九自始至終對王金平心存忌憚,因為馬英九真心覺得自己有外省人的“原罪”,而王金平是台灣本土派的代表。在台灣的族群分布中,1945年后隨國民黨政權到台灣的外省人隻佔14%,所以馬英九始終覺得王金平是臥榻之側的猛虎,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馬英九一方面在政策上試圖討好本省人,從而與王金平爭奪市場﹔一方面通過權力斗爭整王金平,甚至開除他的黨籍。然而悲催的是,馬英九討好本省人的政策並沒有人買賬,反而得罪了原本支持他的深藍。馬英九宣布開除王金平黨籍后,王金平到法院上訴要求國民黨撤銷黨籍的處分,並最終打贏了官司。就這樣,馬英九好端端把自己同黨同志逼到敵對一方,卻又被敵人打敗。不管在是民間的聲望,還是在黨內的地位都隨之一落千丈。

說完馬英九,我們再來說崇禎。許多人都知道這樣一個故事:明末時努爾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權非常厲害,明朝將領都不是他的對手,直到袁崇煥橫空出世,在寧遠孤城屢次挫敗努爾哈赤的進攻,並最終導致不可一世的努爾哈赤受傷病死。皇太極繼位后,又是屢屢敗在袁崇煥手下,於是他仿效《三國演義》中的“群英會蔣干盜書”實施反間計,故意把袁崇煥投靠皇太極的事“不慎”讓被俘的明朝太監聽到,然后又“不慎”讓明朝太監逃脫而報告給崇禎。結果崇禎皇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將袁崇煥千刀萬剮,從此大明朝再也沒有皇太極的對手了。用《明史·袁崇煥傳》結尾的話說就是:“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大概許多對明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故事,很可惜,這個故事是假的。因為篇幅的關系,今天不做細致剖析,我直接說結論:崇禎殺袁崇煥並非是因為中了什麼反間計,崇禎也絕不相信袁崇煥會投奔皇太極。崇禎會殺袁崇煥,而且是用千刀萬剮的方式殺袁崇煥,是因為他認定袁崇煥結黨,結黨的對象是內閣大學士錢龍錫。袁崇煥在天啟七年遭到魏忠賢的閹黨陷害憤而辭官,旋即崇禎登基鏟除魏忠賢的閹黨,靠的就是錢龍錫進行朝政的“災后重建”工作,而袁崇煥也正是錢龍錫極力推薦擔任遼東統帥的。后來袁崇煥以“不聽號令”為由斬殺皮島主帥毛文龍,崇禎雖然心裡不滿,但最后還是接受現實了。可是當他懷疑袁崇煥是在錢龍錫的支持下殺毛文龍時,這才讓動了殺機。錢龍錫是朝廷重臣,袁崇煥是邊關統帥,這兩個人結黨,那還得了?

崇禎在提審袁崇煥時,要他交待錢龍錫在斬殺毛文龍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袁崇煥義正言辭地說,此事完全是自己的主意,與錢龍錫毫無瓜葛。可正是袁崇煥這種一人承擔的態度,越發讓崇禎疑心他和錢龍錫結黨,否則為何如此設法維護?為了震懾群臣,這才要用千刀萬剮的極刑來處理袁崇煥。

袁崇煥死后十五天,崇禎開始處理結黨的另一方錢龍錫。群臣普遍認為,袁崇煥殺毛文龍之事確實與錢龍錫無關,錢龍錫的差錯在於失察,而不在與袁崇煥密謀。對此,崇禎非常不滿,除了因為群臣不認可他的觀點外,也因為錢龍錫居然在朝中能夠獲得如此多的同情。於是,崇禎判錢龍錫死刑,且不待秋后立即執行。然而,就在行刑前的一剎那,崇禎又下旨說錢龍錫並無謀逆之心,還是先把他關起來。

崇禎不殺的錢龍錫的原因,是看到錢龍錫在臨終上疏中提到:“袁崇煥在殺毛文龍后感覺自己這個簍子捅大了,所以才把這個事情告訴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承擔。”錢龍錫懷疑袁崇煥在受審時為了逃脫罪責亂咬,將自己拖下水,害得自己現在受牽連被判死刑,所以才在臨死前向崇禎分辨清楚。直到這個時候,崇禎才明白錢龍錫和袁崇煥沒有結黨,因為兩者言辭之間沒有絲毫默契。然而,大錯已經鑄成,錢龍錫雖然躲過一死,可袁崇煥卻死后不能復生,崇禎也隻好默默獨吞苦果了。

崇禎多疑又自卑的性格,不僅使得他失去了最重要的良將賢相,還帶壞了整個朝廷的管理文化。最后在朝堂上立足的都是一群沒有行政能力,卻樂於互相攻訐的人。因為缺乏行政能力,所以不會有個人崇拜,也就不可能結黨。因為樂於互相攻訐,所以仇人必多,同樣也不可能結黨。大明朝這些年雖然誤殺了許多良將賢相,可依然不乏經天緯地之才。真正出現空前的人才危機,是因為崇禎的領導風格,使得那些良將賢相人人自危,根本不敢有所表現,這才給了小人可乘之機。

我們再說回馬英九。倘若他能夠將兩岸事務委托給連戰,將內政委托給宋楚瑜,將黨務委托給王金平,自己垂拱而治,並大力拔擢年輕人才,是可以取得很好的政績,在歷史上留下好名聲的。可惜的是,馬英九根本不敢用能力比自己強的人,他嫉妒連戰在兩岸交流上的地位,嫉妒宋楚瑜在行政方面的干才,嫉妒王金平在人脈方面的通達。馬英九認為,如果讓這些人在各自的專才有所表現,他們就會形成朋黨,會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所以馬英九對這些本來可以幫自己大忙的貴人極盡打壓之能事,而他真正敢用的都是一些能力不如自己,凡事需要自己幫忙指導的人。惟其如此,馬英九才覺得自己的領導地位是穩固的。曾子說:““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馬英九隻敢用徒,而不敢用師友。不但不敢用師友,而且把師友逼成敵人,這樣的領導者焉能不敗?

不敢用比自己能力強的人,是因為內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但自卑之人往往又非常自負,希望趕緊做出些成績來讓質疑者閉嘴。崇禎如此,馬英九亦是如此。袁崇煥擔任薊遼督師時曾經提出“五年復遼”的口號,此事顯然不太現實,但袁崇煥會這麼說不是搞不清楚狀況或者吹牛,而是為了迎合崇禎急於求成的心態,希望能夠暫時寬慰他的心,結果卻成為君臣溝通不暢直至最后反目的導火索。袁崇煥雖然應該要負一定責任,但起因也是在於崇禎急於求成。洪承疇負責遼東時曾經堅持與清軍進行持久戰,可是崇禎又是急於求成,一再下達死命迫使洪承疇主動出擊,導致洪承疇在鬆錦大戰中兵敗被俘,明朝在遼東的防御體系完全崩潰,關外明軍精銳盡失,僅剩下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這最后一道防線。而馬英九在証所稅改革、兩岸服貿、王金平案等一系列事件中同樣表現出急於求成的心態,在民眾還沒有取得共識,甚至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就強渡關山,結果被民進黨利用,最后還爆發了所謂“太陽花運動”,直接導致了國民黨政權走向崩潰。

急於求成,是希望做出成績來獲得大家認可。可出了差錯,卻不敢承擔責任,反而諉過於部屬,此乃領導者的大忌。這個毛病,崇禎有,馬英九也有。崇禎讓兵部尚書陳新甲秘密主持與滿清議和,消息泄露后朝廷輿論嘩然,崇禎為了推卸責任,說這都是陳新甲背著他干的,把陳新甲殺了。從此朝臣中再也沒有人敢提議和之事,明朝失去了與滿清哪怕短暫和平的機會,最終在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下致使李自成農民軍可以迅速做大做強。當明朝軍隊無法抵御李自成時,崇禎曾多次考慮南遷。可是當有朝臣反對南遷時,崇禎既不能乾綱獨斷,又不能保護提議南遷的大臣,以致於沒什麼人敢建議南遷,此事就被一直延宕下來。最終崇禎被李自成圍困在北京城,自縊於煤山的歪脖子樹。馬英九也是如此,他上任后任命劉兆玄擔任“行政院長”,什麼事都將劉兆玄推到第一線,自己退居第二線。可事實上,每次有功勞,馬英九都會及時跳出來攬到自己身上,出了問題則讓劉兆玄和“閣員”們自己承擔,致使團隊士氣低迷,許多官員在民進黨的攻訐下最終都辭官離去了。

崇禎在煤山自縊前曾留下“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的名言,僅就個人素質而言,崇禎勤政簡朴,在中國歷代皇帝中排名應該算是靠前的,比起他的哥哥天啟和他的爺爺萬歷更是不知道要高到哪裡去了。所以當時和后代都有不少人對崇禎抱有同情,可是如果細究的話,歷史並非沒有給崇禎機會。崇禎將責任全部諉過於臣下是極其不恰當的,而不肯擔責本身就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樣地,馬英九是個好人,卻不是好領導,他至今仍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輸,他總是在怪民進黨惡意攻擊,怪自己身處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的不利環境,怪宋楚瑜和王金平拖后腿,可是他卻沒認真反省過,歷史曾經給你如此高的權力和民意支持,為什麼你會搞成現在這樣。

班固在《漢書·景十三王傳》最后寫道:“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矣。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馬英九出生在國民黨官宦之家,是家裡唯一的男孩,還有四個姐妹。從小得到很好地啟蒙教育,長大后獲得很好的學校教育,一直讀到哈佛法學博士,回台后被安排在蔣經國身邊擔任英文秘書,人長得高大帥氣,形象陽光清新。他的履歷看似完美,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他的每一步都有貴人提攜,真正就是“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縱觀馬英九的一生,沒有品嘗過苦難,所以不知道怎樣將心比心﹔沒有經歷過挫折,所以不知道怎樣在困境中鼓舞士氣﹔沒有忍受過屈辱,所以他不知道怎樣承擔應有的責任。馬英九太帥也太順利了,所以他覺得他天生就該是被夸獎的,他覺得別人對他好都是應該的,他覺得別人指責他都是因為誤解。馬英九的失敗,是一個標標准准的、一生順遂的優等生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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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st] [Op Ed] Martin Jacques: The myopic western view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FT.com}

The myopic western view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By Martin Jacques on FT.com

Martin Jacques is Senior Fellow at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Visiting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and world renowned Ted talker, indeed there are few who are as qualified as he to speak on the subject of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West. Jacques’ global best-seller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is justly hail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s being a work of ‘considerable erudition, with provocative and often counterintuitive speculations abo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The reforms that count tend to conform to the western model, writes Martin Jacques

Martin Jacques

In the west there is an underlying assumption that the Achilles heel of China is its political system. Since the country lacks western-style democracy, its system of governance is unsustainable. Ultimately, China will be obliged to adopt our kind of political system.

Yet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en remarkably successful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It has presided over the greate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history.

The state is highly competent, able to think strategicall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agmatic and experimental. It has presided over rapidly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enjoys a great deal of popular support. The idea that sooner or later – the western assumption has generally been sooner – public support will evaporate is farfetched. On the contrary, with economic growth still rapid and living standards rising similarly, it seems more likely that the regime will enjoy growing rather than declining support.

We should not, however, regard support for the regime as simply a fun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t has become almost axiomatic in the west to believe that democracy is the sole source of a regime’s legitimacy. This is mistaken.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state lies deep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Along with the family, the state is one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s. For at least two millennia the state has been seen as the guardian and embodiment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This is the key source of its legitimacy.

Some of the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te – the emphasis on meritocracy, state competence and an essentially familial concep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 – are similarly deeply rooted.

When the state has functioned poorly, then so has China, the classic example being during the century of humiliation from the first opium war to 1949. The Communist party’s achievement in recent decades has, not least, been its reinven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restoration, in a modern context, of its main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 its pivotal status, competence, meritocracy,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 following their disastrous decay over the previous century.

There is a tendency to see Chinese government as unchanging. This is because in the west the only reforms that we really count are those that appear to move the country towards the western model. In fact, government has been through huge and constant reform since 1978, far greater than anything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the US or the UK.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the Chinese state could have masterminded such a hug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f it too had not been the subject of profound reform. This process will continue, probably even more dramatically.

Rather than dismiss the Chinese governing system as fragile and tenuous,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has been, by the standard of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 extraordinarily successful institution, one that the world will increasingly come to recognise it must learn from.

Hitherto it has been assumed that China, rather than western democracies, will face chronic problems of governance. We have become deeply ahistorical about western democracy, viewing it as some kind of eternal and ide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overnance. Yet it is clear that American democrac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ysfunctional, short-term, polarised and subject to capture by vested interests, in particular the 1 per cent.

There are strong historical reasons for believing that western democracies may face a difficult and uncertain future. Their past success has been based on two underlying conditions: firstly, the fact that the west has for at least two centuries dominated the world, bringing huge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bestowing on their political elites great status and prestige; and secondly, their populations have for a long time enjoyed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Neither can be relied upon in the future.

The west is in decline, Europe rampantly so. Some estimates suggest that by 2030 China could account for a third of global output and be twice the size of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power would then be a pale shadow of what it is today. This is bound to affect how the American people regard their political elite and political system. Furthermore, with strong evidence that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static for many people in the US and western Europe, the outlook is uncertain.

Rising powers tend to enjoy strengthening domestic support, while declining ones incur their citizens’ discontent. We should not discoun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roblems of governance will become more acute in the west than China.

The writer is the author of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See the interview of Jacques by OgilvyOne here.

To see Martin Jacques’ biography and bibliography, please visit http://www.martinjacques.com. His hugely successful Ted talk can be found at: http://www.ted.com/talks/martin_jacques_understanding_the_rise_of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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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閑話香港no Zuo no die – 天下縱橫談

 閑話香港no Zuo no die – 天下縱橫談 – udn城市 

1

前段時間出了兩件事情:第一件是法國的巴黎銀行因為違規,被罰了100億美元,第二件事情是阿根廷十幾年前的一次賴賬被判不合法,結果現在有錢也還不了被迫違約,十幾年來攢下的信用付之東流。好玩的是在於,做這兩次判決的都是美國,罰法國100億一度弄得美法關系極度緊張。

為什麼法國人和阿根廷人犯錯要由美國人來判呢?因為美國是金融中心。阿根廷人是在美國借的錢,而巴黎銀行如果不認罰,以後就別想在美國做生意了。開金融中心就是爽啊。

2

如果你是中國的老大,看到美國這麼爽,你要是不想搞個金融中心,那就不必當老大,可以直接拉出去斃了。十年之內,中國能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有權得到一個配得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地位的金融中心。對中國來講,(因為)不能給香港派黨委書記,那這個金融中心寧可建到烏魯木齊也不會建在香港:烏魯木齊好歹是中亞第一大城市,真的。

3

在舊中國,起到連接中國和世界橋梁的城市是上海,當年上海與紐約倫敦巴黎齊名,香港不過是個小地方,後來共黨作死,人類就在香港山寨了一個上海。現在共黨扔掉共產主義信仰殺了回來,山寨版的上海自然競爭不過正版的上海。知道上海的房子為什麼貴麼?因為市場清楚,20年後,上海就是紐約,紐約房子什麼價,上海就得什麼價。在上海的朋友,趁現在房子便宜,趕緊買沒錯的。

4

有一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廚師親切地問道:“你想被怎樣吃掉?不要怕,百花齊放,暢所欲言嘛。”
豬:“其實吧……我並不想被吃掉。”
廚師:“你看,說跑題了吧?”
豬:……

對香港而言,現在就像這頭豬,不是選擇死不死的問題,是選擇怎麼死的問題。當然,說死過分了一點,現在香港需要政府、資本和市民密切配合,系統的設計一個方案,應對必將到來的衰退。

香港問題的核心在於,市民從心理上不接受這個過程。在一個衰退的經濟體,將這種不可抗的外部原因歸因於不民主,乃至訴諸民粹是非常常見的事情:埃及和突尼斯如是,吉爾吉斯斯坦如是,最近的烏克蘭亦如是。一般而言,這種事情花些時間折騰幾次,大家腦子就清楚,就知道該幹嘛幹嘛了。

對香港而言,麻煩之處在於時間不等它。內地搞金融中心,十年生育,十年教訓,也就是二十年之內的事情。香港真的沒有時間浪費在傲嬌上。但是,看著二十年之前的窮親戚現在在香港什麼東西貴就買什麼,從感情上講,香港人又怎能不傲嬌呢?

5

香港如果丟掉金融中心的位置,會怎樣?

決定一個城市地位的,是這個城市的輸入與輸出。你能為這個世界做得多,這個世界也能給你更多的回報,如果你不能輸出,也就沒了輸入。

金融,制造,研發,包括旅游,這些都是有輸出的,但房地產和服務業不是。靠房地產和服務業是撐不起經濟的,你可以去看中國,但凡房價貴的地方,總有一些別的產業作支撐,香港一旦丟掉金融中心的位置,房價一定會大幅下跌,資產縮水,日子會非常難過。

6

三代目說“我們沒有欽定的意思,但我們的決定權也是很重要的”最大限度的概括了中央對港政策的核心。香港人不管怎麼折騰,大陸對香港的定位才是致命的。

首先,世界級金融中心香港已經毫無指望了,但香港仍然可以選擇成為華南地區的金融中心,這樣死得相對好看,但是,照香港這麼折騰,這個區域金融中心大陸恐怕都會放在廣州或者深圳。如果連區域金融中心都做不了,香港那就死得非常慘了。香港地太貴了,當年土豪劉鑾雄包著名外圍李嘉欣的時候,大概就給了一個不到90平米的房子,這種地方搞製造業是沒可能的。香港的研發也遠沒有新加坡那樣有指向性,更多的是粉飾太平的存在。至於旅游?大陸人去香港旅游,看的就是資本主義下的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香港一旦沒錢,想看風光的會去東南亞,想看資本主義的會去台灣。台灣的國語雖然怪一點,但是起碼比粵語好懂多了。

如果你們不知道轉型失敗經濟衰退是什麼樣子的,我建議你們看看三十年前全國最富的東北。東北就是轉型失敗的樣子。說不定在等幾年台灣也可以看到。

7

對香港而言,民主選舉是極為重要的,只有通過真民主選舉,才能真正選出一個有市民支持的強勢政府,才能推動改革。一個弱勢政府,守成啥都不做,是不能帶領香港適應這個衰退過程的。

但是,共黨又非常不希望在公開場合議論民主自由這種事情,這會動搖共黨的統治,為了共黨的長治久安,犧牲一個香港沒啥捨不得。

所以,香港能做的是,是把這個民主放在一個非政治化的語境之下。簡言之,香港要的應該是一個不打民主大旗不刺激中央但又真正能得到市民支持的政府。日本人有句話說得好,打槍的不要,悄悄的進村。但是,香港有一批人不但打起了這個旗子,還試圖通過打這個旗子來指點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我不得不說,這些人想得太多了一點。

把香港的改革問題,置於“民主-獨裁”這樣的語境之下,不留任何轉圜余地,這是最典型的作死。很多事情,中央是可做可不做的,香港的泛民主派把這個可做可不做變成了不得不做。 你說這幫人是賣港求榮還是賣港求榮還是賣港求榮呢?要知道,這幫不愁吃喝的人,鬧了可以青史留名,不鬧可就啥都沒有啊

8

客觀的說,保証香港繁榮是中央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承諾,搞死香港,對中國的形象沒啥好處,這是中央對港政策最忌憚的地方。陸遙遙說佔中會導致雙輸,從這個角度說,確實香港輸了,中央也沒有贏。但是從長期講,香港這一鬧,對中央來說,很多原來下不了的決心現在就好下了。而對於中國來說,把金融這樣的產業放在能向中央交稅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大事,隻有這樣才能用轉移支付幫助中國需要幫助的窮人,而幫中國的窮人致富,是未來三五十年中國最重要的事情。至於負面?中國現在的形象很好麼?反正虱子多了不痒債多了不愁,多這一筆爛賬又如何?

悶聲發大財,才是硬道理,對香港,對大陸,都是。鄧矮說“不爭論”,一個意思。二代目三代目四代目都是真明白人。

9

所以,我總是認為,中央是下了個套,讓香港作死,然後再一舉消滅。

有一個故事我再講一遍:其實這個故事是高二文言文課文,標題叫《鄭伯克段於鄢》,文言文選自《左傳》。有興趣可以百度。我大體翻譯一下。從前鄭國的國王鄭庄公有個弟弟叫段,因為他媽小產鄭伯,所以不喜歡鄭伯,愛弟弟共叔段,於是他媽就想立段為王,但是鄭伯他爸沒有同意。於是段一天到晚作死,有人勸庄公管管,庄公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你就等著瞧吧。后來, 等到段作死做得不像話,庄公就帶人把段滅了。

真壞!

10

香港再這麼鬧下去,no zou no die

出處: 閑話香港no Zuo no die – 天下縱橫談 – udn城市 http://city.udn.com/3011/5187147#ixzz3Cqr6uw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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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一曲忐忑驚四座——淺析中國軍隊反腐

valkyrie的博客:  一曲忐忑驚四座——淺析中國軍隊反腐

標簽: 時評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給予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開除黨籍處分,並移送司法部門處理。

從某種程度上說,徐案的公布可能比近期的周永康案更為震動:周案早有傳聞,徐案卻在短期內迅速浮出,特別是涉及在中國百姓心目中最為神秘的部門——軍隊的二號人物。軍隊反腐,也迅速成為各方的熱議話題。

歐洲國家素以從軍為榮為貴,但與之不同,中國自宋以來奉行“重文輕武”傳統,軍人地位低下卑賤,絕大多數中下層官兵收入低微。1949年后,大陸軍人一度成為勝利新貴,特別是在精神與物質極為匱乏的時代,軍人高工資和政治地位成為當時羨慕崇拜的對象。但隨著冷戰結束和中國百萬大裁軍,軍人很快又恢復到傳統年代的貧困狀態。在上世紀80年代,按照“自我保障、自我發展”的要求,合法地鋪開了全軍經商的風潮,嚴重敗壞風氣和戰斗力。90年代末,根據“吃皇糧”的戰略決策,全軍停止經商,但軍人待遇並未跟上。地位與收入較之80年代更為下滑,一個校級軍官的月工資僅有1000-2000元人民幣。很多人雖貴為將軍,實際收入遠不及地方一個縣市領導甚至實權部門的普通公務人員。此后雖經數次調整待遇有所改善,但仍追不上物價特別是房價上升的速度。同時期中國軍隊的裝備同樣陳舊落后,靠極低的軍費勉強維持。

2004年后中國軍費開始大幅上漲,雖然軍人待遇仍然低微,但航天、航空、造船、機械等軍工系統卻受益極豐,尤其是隨著中國房地產膨脹,一度被軍隊視為累贅的大量營房土地成為價值巨大的資產,這些則是軍內腐敗的重要滋生地。但是,同時期爆出的軍內涉案金額卻遠小於地方系統。從各國軍事歷史與現狀來看,軍隊腐敗的基本途徑通常隻有人事任用、物資裝備採辦和土地轉讓三類。與之相比,地方權力部門掌管無以計數的土地、能源等天然資源,控制經商、貿易、醫療、福利、治安等各種活動,任何一點的權力尋租,都是軍隊腐敗難以望其項背的。

因此,徐案的爆出雖然說明軍隊腐敗異常嚴峻,但說軍隊是腐敗的重災區,或說軍隊能以特權保持腐敗就言過其實了。正如劉志軍案爆出創紀錄性的天文數字,但並無人說鐵道系統是腐敗策源地。鐵道系統基層的大多員工長期處於顛簸和偏遠等艱苦環境,待遇微薄,通過腐敗發大財的隻能是那些高層領導及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實權的部門人員。原鐵道部前身就是由軍隊鐵道兵集體轉業而來。

中國軍隊在整個政權體系中的地位並非民間想象的那麼具有特權,所以其腐敗其實遠不及能源、金融、貿易等地方實權領域。但由於軍隊的特殊性,腐敗的危害又遠大於其他領域。滿清軍隊對外幾無勝績,即使面對當時實力不濟的日本,貌似強大的北洋海軍同樣不堪一擊,拋卻政治因素,腐敗糜爛是敗壞戰斗力的最直接原因。國共相爭,共產黨軍隊的官兵素養和戰術運用遠不及國民黨軍,國軍常嘲笑共軍站隊都站不齊,后來劉伯承開辦軍事學院不得不聘請大量國軍戰俘作教員。但是,國軍“潛規則”是凡事無賄不辦。傅作義以蔣介石手令請領軍械,倉庫主任卻明言:沒有錢有手令也領不到。傅付錢后要倉庫主任寫了一張收據,並以收據為証向蔣告狀。該主任被撤,但不久又到另一倉庫任主任。甚至臨戰之際,國軍連長敢將下發用於構筑工事的水泥轉賣給商人。蔣介石深知腐敗是國軍死穴,也曾發狠抓蒼蠅打老虎,但由於整個社會缺乏民主法治基礎,整個政權又已根爛干朽,終無力回天。而此時的共軍在清廉上卻比國軍好許多,嚴格的政治管控和狂熱的理想主義在當時確實也起到了遏制腐敗的作用。

當然,出大案並不等同於反腐出大招。唯政黨政治馬首是瞻,是中國軍隊最大的特點。從薄熙來案、谷俊山案再到徐才厚案、周永康案,能聽到其中頗為神秘的政治音符。

軍隊本就是社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非獨立王國。社會若清廉、軍隊必清廉;社會若腐敗、軍隊必腐敗。我曾提到:沒有真正的政治、法制改革為基礎,軍隊改革即為無本之木。同樣,沒有正常正規的社會反腐體制,軍隊反腐也不可能順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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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ian Report: a very insightful geo-political analysis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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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台灣警察必須執法 掃蕩違法是責無旁貸

>集會遊行(社會運動,勞工運動,學生運動)雖受憲法保護,但逾越「集遊法」範圍,就失去「合法性」,政府運作是「改變現實來遷就制度」,所以必須「執法」,掃蕩「違法」是責無旁貸。

但「革命」理論是「改變制度來遷就現實」,所以學生一直強調他們霸佔立法院,有其「正當性」,就必須承認,佔領立法院是「革命」行為。

當警察只是執行驅離行動而打人,你們就叫「國家暴力」、地檢署起訴你們,你們就叫「白色恐怖」。陳飛帆從立法院到凱道會場,接受警察給於高規格護駕,當黑道出現時,你們又躲道警察後面叫囂。這不是「革命」,這是小孩玩「辦家家酒」,輸了還耍賴!

>出處: 退回服貿學生找錯人 – 天下縱橫談 – udn城市 http://city.udn.com/3011/5068706#ixzz2xx1rIl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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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二二八事件: 一個武力奪權的運動

世界之所以如此混亂就是因為有這麼多人為自己的利益、主張、意識形態而造謠。語言和文字是可以魔術般地使用的,這是為什麼政治特別黑暗。

今天是2014年02月28日,「二二八事件」67週年紀念。「二二八事件」顧名思義開始於1947年02月28日,其實官民衝突造成人民死亡發生在1947年02月27日。那時候國軍正在大陸打內戰,認為台灣沒有駐紮大軍的必要,台灣島內兵力極為空虛,只能用來守軍事重點。當暴動一起,軍隊無法分兵遏止,警察則根本沒有這個力量,於是警察局很快被暴民佔領了,台灣立刻進入無政府狀態。

從大陸調到台灣鎮暴平亂的國軍21師(總共2萬部隊)登陸基隆的時間是1947年03月09日。

2007年,YST 寫了 從五個不同的角度看「228事件」(2007/03/16), 這篇文章從國際鬥爭的角度為228這個歷史事件做一個交代,對所有各方的力量都做了說明。

台灣戰後的經濟當然很糟,但是並不會比戰爭期間更糟,因為至少沒有繼續受到戰火的摧毀,所以經濟差並不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最主要的原因。「二二八事件」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有三十萬日本人滯留台灣不肯回日本,這才是禍根。

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本土所受到的轟炸損害超過台灣,所以很多在台灣的日本人回到日本是完全沒有生計的。從中國的利益來講,日本人打輸了戰爭沒有生計是日本人的事情,日本自己要想辦法。中國既然以戰勝國收回了台灣這塊失土就應該把原來的統治者統統趕回日本,以絕後患。但是陳儀的心太軟,居然答應這些回國沒有生計的三十幾萬日本人可以留在台灣。這是陳儀所犯的最大的錯誤。這三十幾萬日本人變成此後台灣動盪的禍根。

五個不同的角度其實代表的是五個不同的鬥爭力量,它們是:中華民國、日本、美國、台灣本地人和中國共產黨。在這五個力量中,中華民國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日本是戰敗國,主要的力量是滯留台灣的三十萬日人;美國在台灣只有一個領事館,美國的力量屬於政治影響的性質,美國的武裝力量遠在菲律賓,無濟於事;台灣人是島上的主要居民,人數眾多,單是站出來到處砍殺和搜尋外省人的暴民就有數十萬人;代表中共的謝雪紅是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她領導的所謂「二七部隊」號稱兩千人其實只有兩百人,連台灣武裝暴民零頭的零頭都沒有。

「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武力奪權的事件,有四股力量企圖把中華民國從台灣趕走,但是都沒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1947年2月的中華民國至少擁有六百萬軍隊,比台灣的總人口都多,蔣介石動個小指頭就可以殺光台灣人,但是他不會這麼做,因為蔣介石把台灣人當同胞。

「二二八事件」主要是台灣人在滯台日人的鼓動下造反向中華民國政府進行武力奪權的一個運動,進而演變成台灣暴民屠殺外省人的一個極度悲慘與殘酷的殺戮運動,這種挨家挨戶到處搜尋和屠殺外省人的恐怖時間長達十天,最後導致中華民國政府調動大陸的國軍回台進行武力鎮壓。

暴民屠殺在國軍登陸台灣的前一天達到最高潮,屠殺的對象絕大部分是外省人,但也開始包括小部分本省人。加緊捕殺外省人是因為這是最後的機會,台灣人自己互相殺戮則是為了要滅口,避免日後政府審訊時被清算或出賣。

「二二八事件」的主角是中華民國政府和台灣暴民,其他的力量都微不足道。

轉貼YST: 由謝雪紅回顧「二二八事件」 – 2011/02/28 17:00

「228事件」在統獨爭議中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可以說是台灣人尋求獨立的重要依據

李登輝是靠籠絡本土台灣人(特別是本土黑道)而成功奪權的,形成國民黨內以福佬族群為主的的「本土派」,也稱為「主流派」;李煥之流的原國民黨大老就被打入「非主流派」。李登輝靠本土黑道與金主建立個人的權力圈子和選舉票倉,國民黨的「黑金政治」是從李登輝開始的,當時流行一句話:「做黑道有什麼不好?做黑道可以和總統照相。」

「二二八事件」的暴民主要是三種人構成:黑道分子、失業群眾和從日軍退伍找不到工作的台籍軍人,他們都是社會底層的爛仔,哪裏會是什麼台獨人士口口聲聲強調的“台灣人的精英”。讀者要知道,單是第三類的台籍日軍就多達20萬人,他們在這個事件所展現的屠殺和破壞力非同小可。

為了鞏固「本土政權」李登輝用總統的權力親自導演為「二二八事件」“平反”,不但充滿了各種謊言,還用國家公帑支付龐大的賠償金,最糟糕的是建了一個不公不義的「二二八紀念館」並且立碑永遠抹黑在台灣的外省人。

其實李登輝的平反是假的,真正的目的是鞏固「本土政權」,核心目的是鞏固李登輝自己的權力,整個「二二八事件」的平反過程是一個笑話。

做為宋楚瑜的支持者,YST 最不能原諒宋楚瑜的就是他把國民黨的黨權和龐大的黨產交給李登輝。基本上,蔣經國為台灣打下的基業和累積的財富都被李登輝揮霍一空,其中部份進入他的私囊。

做為馬英九的反對者,YST 最不能原諒馬英九的就是他為了選票公開支持不公不義的「二二八紀念館」並且一有機會就抓幾個外省人打給本省人看,譬如郭冠英。這種「打外省人給本省人看」的心態特別令我痛恨,這是政客為了選票最低級和最惡劣的表演。

「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武力奪權的運動

甲. 「二二八事件」不同的詮釋

一個政治運動如果成功了,那麼運動的目的就只有一個,勝利者說了算;
一個政治運動如果失敗了,那麼運動目的的解釋就很多了,每個政客都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做解釋。
「二二八事件」豈能例外?

1.主張台獨的說:「二二八事件」是外來的國民黨軍隊殺我們台灣人;
2.中共官方說:「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不滿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所做的抗爭,是官逼民反;
3.主張統一的 zgr說:「228 是爭取中國統一的起義」。
大家各說各話。

1與3的說法最簡單,但是也最背離事實。說這種話的人是用簡單的語言作人人聽得懂的政治文宣,對象是頭腦簡單的草民,他們是大多數。這是民進黨和共產黨最慣用的手法,因為他們都是搞群眾運動起家的。
2的說法是倒果為因,故意抹殺當時的大環境,手法相當高明。其實政治遠比口號複雜,當時的情況「民反」是實,但不是「官逼」,這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老共的厲害就在這裏。共產黨這麼說,因為他們打擊的對象是國民黨;馬英九也這麼說就非常可惡了,他是為了選票討好本土台灣人。

如果你一直在警民衝突和軍民衝突之中鑽研,你永遠搞不清楚「二二八事件」的性質和動機。

如果我們把觀察的角度拉高到國際層次,那麼一切就非常清楚了。
「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武力奪權的運動,是中華民國、日本、美國、本土台灣人和中國共產黨五方角力的政治奪權運動。

要証明「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武力奪權的運動非常簡單。暴動一開始,暴民主要擁向的方向都是武器囤積之處。這不可能是普通的鬧事,暴民非常清楚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很顯然地,他們後面有高人指點,這些幕後高人幾乎可以確定是日本人。

前面說過,「二二八事件」中的暴民是由三種人組成:地痞流氓、失業群眾、退伍的台籍日軍。這其中毫無疑問退伍的台籍日軍戰鬥力最強、組織力也最強,他們是武力奪權的中堅力量。這些暴民群集在街上搜索和屠殺的時候很多是頭戴日本軍帽、口唱日本軍歌,這些暴民效忠的對象毫無疑問是日本,這群暴民主要的後台老闆也一定是日本人,絕不會是文謅謅的台灣菁英林獻堂。

換句話說,日本雖然是戰敗國,但是在「二二八事件」這個武力奪權的運動日本是有實力的,日本的實力大於本土台灣人,更大於中國共產黨。

乙. 陳儀所犯的錯誤

當時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是陳儀。陳儀是一個有見識的軍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而且娶了一個日本貴族女人為妻。陳儀不但學養俱佳,而且為官清廉,但是他犯了三個嚴重的錯誤:
1.過分信任台灣人和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
2.拒絕政府派給他的軍隊;
3.答應三十萬不願意回日本(他們在日本找不到工作)的日本人留在台灣成為移民。

上面陳儀的三個錯誤以第三個最嚴重,因為它的影響最為深遠。這些滯留台灣的三十萬日本人都是身在台灣心在日本,是日本國留在台灣的內應,他們不但是「二二八事件」主要的暴動唆使者,而且今天台灣的獨立運動主要也是由他們和他們的後代推動的。台灣的學界與商界和日本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是商界日本有非常深厚的影響力,當年三十萬滯台日人在其中扮演非常特殊和重要的角色。

陳儀說,台灣人是我們的同胞,我以真心對待台灣人,治理台灣不需要軍隊。陳儀拒絕政府派給他的軍隊並且戲稱這些軍隊是“叫化子兵”。
(註:「叫化子」國語的意思就是乞丐。所以很多台灣人看到接收台灣的國軍服裝不整、軍容很差是真的。台灣人因此看不起國軍是真的,但是,這些服裝破爛的“叫化子兵”打敗台灣人景仰的日軍也是真的。)

陳儀不要這些“叫花子兵”,造成台灣鳥內兵力非常單薄(不足五千,駐守在幾個主要軍事要地,譬如高雄要塞)。但是日軍遺留下來的武器足可裝備20個師,這就是問題所在,一旦出事非同小可。這也是為什麼暴民最先蜂擁的目標就是這些軍火庫,我們可以確定是滯台日人的教唆與指點。

讀者看政治問題必須瞭解當時的大環境,尤其是經濟大環境,因為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都起源於經濟問題,譬如1989年大陸的「六四運動」真正的源頭是過高的通貨膨脹。讓我們看1947年的台灣:
1.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中國只是慘勝,不但被戰爭破壞的生產沒有恢復,又爆發了內戰,使得中國的經濟非常困難。
2.戰後的台灣一片殘破,同樣地經濟蕭條。經濟蕭條最大的特徵就是高失業率,尤其大量年輕人失業幾乎保証會引發政治運動。
3.二十萬台籍日本軍人回到台灣,他們大部分沒有工作,加上其他失業的群眾和地痞流氓(台語叫「浪人」),任何一點社會衝突的火花就會造成暴動而一發不可收拾。
4.1947年的台灣大環境非常困難,陳儀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要解決當時台灣的經濟蕭條和高失業率是幾乎不可能的,而要求包括三十萬日本人在內的台灣人共體時艱則是根本不可能。
5.最關鍵的是,日本人使壞,在移交台灣前設下毒計。日治時期糧食和重要生活物質是配給的,日本人在戰後交接前故意取消配給制度使糧食的消耗量猛增,又大量給在台日人加薪使他們有能力大量購買,雙管齊下為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埋下了經濟動亂的定時炸彈。果然陳儀政府不久就遭遇特大的糧荒,形成搶購風潮,一切腐敗無能的爛帳都算在中華民國的頭上,中華民國政府和台灣人民之間的關係立刻就惡化了。看到沒有?日本的毒計巧妙地製造陳儀政府的無能,糧荒與搶購直接導致官民的對立與緊張,「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一點都不意外,後來果然出事了,由取締販賣私煙失控爆發的火花點燃了全省暴動的熊熊烈火。其實取締私煙引發的官民衝突是近因,就像1937年日軍在宛平縣失蹤一名士兵是引發中日全面戰爭的近因。近因只不過是導火線,不是問題的本身,所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遠因,也就是YST說的「大環境」。中日戰爭的遠因是日本覬覦中國的領土和資源;「二二八事件」的遠因是台灣的經濟蕭條、高失業率和日本殖民政府移交政權的時候埋下糧荒與搶購的定時炸彈。

好了,暴動已經開始,幾十萬暴民在全省展開大屠殺。一昧做爛好人、手上沒有兵的陳儀頓時傻了眼,眼看血流成河卻一籌莫展。

陳儀不是說他相信台灣人、不需要“叫化子兵”嗎?
現在陳儀把心挖出來給台灣人看都沒有用。
政治是最現實而又無情的。

丙. 五方勢力爭奪台灣的統治權

暴動一發生後,各方人馬都出動了,都認為自己有機可乘:
1.中華民國政府要控制暴亂,維持有效統治;
2.日本希望台灣脫離中華民國以利日本日後捲土重來;
3.美國兩頭觀望,只要中華民國失去控制,麥帥在菲律賓的軍隊就可以入台“維持秩序”;
4.台灣人以蔣渭川為代表爭取更多的民主與自由(表面旗號)和台灣人的參政權(實際控制);
5.共產黨借機插花,企圖建立台灣的共產政權。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複雜的經濟因素,它們包括美國飛機對台灣長期轟炸所造成的生產破壞、經濟蕭條、糧食短缺、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日本人暗地裏做手腳....等等,造成整個社會秩序的瓦解,一顆小火星就可以引發熊熊的燎原烈火,暴動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

大陸的官方也好,台灣選總統的馬英九也罷,一句輕描淡寫的「官逼民反」就把「二二八事件」艱難的經濟大環境和複雜的國際情勢一竿子全打翻了,能服人嗎?

「二二八事件」最根本的性質和動機是五方勢力爭奪台灣的統治權。

丁. 「二二八事件」主宰的龍頭和四個順位

上一節所說的五方人馬以中華民國的力量最大而且具有主宰的和壓倒性的優勢,因為當時的中華民國至少有六百萬軍隊,穩坐龍頭,其他四股勢力基本上根本沒有任何機會。

如果(在萬分之一的機會下)中華民國不能控制台灣,那麼駐紮在菲律賓的麥克阿瑟肯定會出手接管台灣。所以美國是這個事件的第一順位。

如果(在百萬分之一的機會下)中華民國和美國都不能控制台灣的暴動,那麼在滯台日人的鼓動和蜂擁的暴民下有可能台灣會獨立。所以日本是這個事件的第二順位。

如果(在千萬分之一的機會下)中華民國軍隊、美國軍隊、日本控制的武裝暴民都失敗了,蔣渭川代表的民主派「請願團」有可能成功與陳儀政府達成和解。以蔣渭川為代表的請願團是第三順位,基本上還是回到中華民國的統治,只不過少死一些人罷了。
理論上,這應該是事件發生後最好的結果,但是成功的或然率極小,原因有二:
a.貪心:蔣渭川的請願團成分非常複雜,並沒有一個有力的領導人。請願團的要求不斷水漲船高,從最先和政府講好的八個條件做出反悔,然後把條件增加到三十二個,後來又反悔,內部討論認為還不夠,於是再增加十個條件,最後變成四十二條流氓要脅式的條款送到陳儀手中,陳儀當然不能答應。
b.無能:蔣渭川的請願團並不能真正代表那些進行殺戮的暴民,這些代表也沒有能力控制暴民的殺戮行為。請願團的代表性是虛的,參加殺戮的暴民基本上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而日本人的目標是台灣脫離中華民國。

最後,謝雪紅的兩百人「二七部隊」需要打敗蔣介石的軍隊、麥克阿瑟的軍隊和數十萬日本人教唆下的武裝暴民,才能在台灣建立共產政權。中共是「二二八事件」的第四順位,也是最後一個順位。這個機率應該不到萬萬分之一。

戊. 小結

基本上,任何論述不到百萬分之一機率的事件是沒有意義的。在「二二八事件」這個關係台灣前途的運動中值得討論的其實只有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利益,日本勉強入圍因為不管怎麼說它是製造事件和進行暴動的主角。

美國獲得台灣的控制權是有可能的,問題只在美國願出多少代價。1947年至少有三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員在台灣活動,而且緊密地與美國政府保持聯絡,他們的名字是George Kerr、Paine、Catto,他們的工作是鼓動台獨人士搞叛亂和搞壞中華民國和美國的關係為接手台灣做準備。這三人中以George Kerr最為活躍,後來還把他們的活動寫了一本書叫【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1965年在美國發行初版,出版商是波士頓的Houghton Mifflin。1992年位於加州的「台灣出版社」為此書發行第二版。

美國非常精明,絕不肯白做大投資,出動軍隊和暴民先幹上,然後又不得不把收穫交還給中華民國。美國出兵入台“維持秩序”的先決條件是蔣介石的軍隊無法擺平叛亂(已經沒有回頭路),所以 YST給美國第一順位和萬分之一的機率。

日本唆使幾十萬暴民搞奪權,這幾十萬烏合之眾能先後打敗蔣介石和麥克阿瑟的軍隊,機會是微乎其微。YST 給日本第二順位和百萬分之一的機率,這還是假設暴民能成功搶劫大量軍火庫中儲藏的武器。

剩下的台灣人請願團和謝雪紅的兩百人「二七部隊」就不用提了,成功的機率比被雷打到還小。

結束語

1.「二二八事件」,毫無疑問地,是一個武裝奪權運動。

2.陳儀政府在接收台灣時許多事情處置不當,陳儀以君子之心和小人打交道犯下嚴重的戰略性錯誤應該負起全部的政治責任。但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的處置並無不當。

3.中華民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是被動地接受挑戰,所以躲不掉。

4.美國人在「二二八事件」的行動非常聰明,先由中央情報局的人員和台獨人士接觸,這是非常小的投資。如果台灣的情況發展到中華民國無法收拾,這時候美國才動用駐紮在菲律賓的軍隊進行實際控制。所以美國是謀定而後動,一動就達到目的,不做冒險的投資,不浪費一點點實力。

5.日本是次一等的聰明,雖然成功的機率極小,但是自身所冒的險也極小。日本唆使台灣人去暴動,自己在旁邊靜觀後變。如果成功,則一本萬利;如果失敗,死的都是台灣人,日本毫無損失。日本只要求台灣脫離中華民國,以後再慢慢一步步圖之,放的是長線。

6.暴動的台灣人最愚蠢,被日本和美國當槍使,死了固然活該,不死成功了也是美國(第一順位)和日本(第二順位)獲得實際控制權,沒有台灣人的份,處境比在中華民國的治理下還差。

7.台灣人的請願團雖說都是知識份子,但是各自打著自己的小算盤,是一群烏合之眾,成不了事。請願團基本不瞭解自己是沒有實力的人,當屠殺展開後,請願團就把要求的重點放在不能秋後算帳上而咬住不放(尋求自保),這是既愚蠢又自私的行為。
請願團沒有把問題想通,也小看了中華民國政府和它的六百萬“叫化子兵”。請願團不知道從一開始他們就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籌碼,中華民國的百萬大軍就只隔著一個海峽,眼前看不到並不等於不存在,更不等於十天後不出現。等到暴民屠殺外省人開始後,請願團已經走上絕路,連回頭的機會都沒有了。
想想看,身處小島,無處可逃,居然敢發動大屠殺,以為逼迫陳儀簽上一紙條約就可以逃過審判,這不是愚蠢是甚麼?
請願團這批台灣知識份子跟擄人撕票後的綁架犯有什麼不同?

8.中國共產黨是「二二八事件」最後一個順位,成功的機率是0。但是謝雪紅並不笨,她知道這個仗自己沒有一點點希望,但是她非出來幹一場不可,否則沒法向組織交代,這是犧牲打。
可嘆的是,即使這樣,謝雪紅最後(1970年)也免不了在大陸被批鬥而死,死狀淒涼。

讓我們回到話題的源頭來結束這篇論述。

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論述在【天下縱橫談】已經數不清了,YST 個人至少就談過三次,不過由謝雪紅引發「二二八事件」的論述倒是第一次。

如果你是左派,特別是毛澤東式的左派,那麼論述謝雪紅帶領「二七部隊」來彰顯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是非常不智的,因為謝雪紅的結局非常慘,她先被打入右派,後被紅衛兵抄家,跟著接受長期的審訊、羞辱與肉體的折磨。不開玩笑,中國共產黨的清算鬥爭厲害得很啊,非常凶狠、殘酷和沒有人性,「反革命」的帽子只需自由心証就可以成立。謝雪紅的罪狀很多,其中兩個就是「共產黨的叛徒」和「二二八的逃兵」,謝雪紅抵死否認也沒用。

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已經盡力了,她不可能成功的,她只是沒有死,因此紅衛兵就不放過她,沒有死就是有罪,就是逃兵。謝雪紅站在毛澤東後面的那張照片顯然也無法保護她。1970年(文革的中期),謝雪紅就這樣被折磨死了。

謝雪紅的悽慘下場令人寒心,連許多共產黨員看了都寒心,實在不是擁護中共政權為中共政權宣傳的好例子。

zgr 網友用謝雪紅來說明「228 是爭取中國統一的起義」不但是一個笑話,也是對中共政權無情的諷刺。

中共在「二二八事件」是無足輕重的配角,任何人把謝雪紅推出來為「二二八事件」戴上「統一中國」和「起義」的大帽子都是意識形態下的造謠,與歷史事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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